《建筑师》杂志主编黄居正曾经在日本呆了7年，此后对现代建筑在日本也有着自己的论述。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他坦言自己并未见过坂茂在成都的临时住宅，但是当知道这个消息时，他的感觉是“能把日本的这种比较经济的灾后建筑的方式带到中国，颇有意义”，而他也表示坂茂的此次获奖既是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我也看了一些他最新的作品，我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地方，那就是他开始在用新的材料探索新的建筑结构方式。这种从材料出发，对结构的推进对建筑学的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并不是说建筑知识形式或者空间。”
早报记者：和去年普利兹克奖伊东丰雄获奖的众望所归不同，坂茂这次获奖，多少令人有些诧异—这已经是日本建筑师连续两年获奖了，另外一方面，他的作品似乎也更具实验性。对此次普利兹克奖的结果，您个人会不会觉得诧异？有何评价？
黄居正：意外是毫无疑问的。日本建筑从丹下健三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系谱，但是坂茂在这个系谱中的位置是很不确定的。意外可能也是因为他的建筑并不是很为人所了解的缘故。他的建筑是一种偏实验性的建筑，社会意义非常明显，但是对于建筑本身空间或者形式的探讨，并不明显。这也是意外的原因。但是另外一方面，只要日本的建筑师、在国际上已经崭露头角并为我们所知道名字的，得普利兹克奖，其实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日本建筑的整体水平决定了创作的土壤，决定了像坂茂这样的知名建筑师会做出好的作品。
早报记者：日本建筑师已经到达这样一个高度了么？这是不是也和他们二战后与西方的交流以及之后发展出自身的风格有关？
黄居正：是的。这个趋势实际上可以追溯到二战以前，在此之前，日本和西方社会的交流已经是非常密切的了，包括对柯布西耶等一些知名建筑师的引入。在二战以后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则奠定了日本建筑发展的基调。到了1960年，世界设计大会在东京举行，日本建筑师提出了自己的建筑观念，形成了新陈代谢派，到这个时候，他们不仅已经有了自己的作品，而且也已经有实力对西方形成一些影响。就像你说的一样，他们的建筑既和西方建筑融为一体，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和经典的现代建筑不同，日本建筑有一种“日本性”，他做的思路和西方的建筑思维是不同的，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就我个人来说，其实我觉得日本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那些建筑更加有震撼力，现在的日本建筑虽然很精致、典雅，也对建筑本身有探索，但是和过去的建筑相比，缺少力量感。
早报记者：你指的是哪些？
黄居正：比如1964年奥运会的主场馆、由丹下健三设计的代代木国立综合体育馆，再比如1958年开始建设的菊竹千训的天空之宅等等。当时的新陈代谢派其实和当时日本的社会和经济的崛起都有关联，它是一群日本年轻人争夺文化权力的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所以，你可想而知在这样的企图之下，建筑和社会之间形成的张力和力量。
早报记者：近年来，对于普利兹克奖也有一些争议存在，比如称其漠视建筑师的搭档或者伴侣的力量，比如对其小圈子化的质疑。您对这些争议如何看？
黄居正：我对这些争议并没有很深的了解。但是有一点，就是也不要特别迷信普利兹克奖。我记得1986年，普利兹克奖颁给了德国建筑师戈特弗里德·玻姆，1988年，普利兹克奖颁给了一个美国建筑师戈登·邦夏，1994年则颁给了法国建筑师克里斯蒂安·德·波特赞姆巴克。如今二、三十年过去了，还有谁记得他们呢？他们和他们的作品被时间大浪淘沙冲得几乎没影子了，已经没有人记得了。所以，即便获得了普利兹克奖，也不一定是历史上留得下来的。而且，普利兹克奖的评委也在不停地更新，他们也会做一些政治上的考量。比如说这一届的坂茂，虽然是以材料上的创新闻名，但是他做了很多的灾后重建，在很多地区受灾后迅速介入，收获了很多社会意义的肯定。普利兹克奖也需要考虑一种平衡性，如果这个影响力这么大的奖项，一直都只是关注建筑本身，那它就成了建筑界内部的一个奖项，它的社会意义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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