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5日，清明节，中国人最重要的祭祀节日之一，祭祖和扫墓的日子。这一天，中国人总会加强与祖先的连结，让血缘关系和家庭情感跨越生死界限，得到确认。很多人说，家庭才是中国人真正和唯一的共同信仰。
清明节当晚21点15分，香港苏富比举行的“现当代亚洲艺术晚间拍卖”上，张晓刚的《血缘：大家庭3号》以5000万起拍，最终以8300万落槌，含佣金成交价为9420万港元。《血缘：大家庭3号》此前估价为6000万—8000万港元——它现在成为了中国迄今为止最贵的家庭记忆文本。
2011年8月，《新周刊》推出“中国当代艺术价值榜”，在“十大最有价值艺术家”名单上，对张晓刚的价值如此定义：在执着、坚韧、自省的漫长艺术旅程中，他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画笔和色调。他的记忆安静但锐利，精准地拿捏到了中国人的血缘，温情而凉。他的反抗抒情且从容，一把揪住了有痛感但难以言传的集体心灵史，似远又近。他画出了社会体温，并使大时代的家庭和社会变迁具有了永恒的雕塑感，微妙、深刻而完整。全球艺术界都读懂了他，给他打出了与其学术价值匹配的市场最高分。
直到2013年10月之前，张晓刚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界的带头大哥，一直保持着中国当代艺术拍卖的最高个人纪录。现在，他又创下了个人艺术拍卖的最新纪录（刷新了2011年《生生息息之爱》的7906万港元的拍卖纪录）。
血缘的胎记打在脸上，时代的记忆穿在身上，自省的悲凉跃然纸上，国人自己的“话”落在槌上——创作于1995年的《血缘：大家庭3号》作为《血缘》系列中最好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再次得到市场确认。
时光倒流二十年——1994年，在重庆四川美术学院师范系教研室，张晓刚画了四张《大家庭》，为圣保罗双年展；1995年，在成都的工作室，张晓刚画了五张大画和八张小画，为威尼斯双年展。《血缘：大家庭3号》即为威尼斯双年展参展作品之一。在书信集《失忆与记忆》里，37岁的张晓刚留下了当时的创作感受。
——1995年5月25日 张晓刚致胡浪人的信
这半年来可谓我从艺这么多年来最“勤奋”的一段了，天天像机器人一般，除了吃饭睡觉外，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泡在工作室中了。这次“威尼斯双年展”我共有五张大画（180×230cm）和八张小画（130×100cm）参展，另外加上在西班牙的三张大画（150×180cm）这半年也算“高产画家”了。
——1994年7月21日 张晓刚致栗宪庭夫妇的信
随信寄上近作照片和反转片。四张大画是为“圣保罗双年展”画的，小的那张是开始画大画之前“练笔”的。还请两位批评家多多批评指正，看看是否比去年有了进步了。
记得年初时，老栗曾谈到我去年的作品感觉不够“纯”，今年我的想法是让形象再往“单调”、“假”和“中性化”靠一些。来自旧照片的启发保留在基本模式和表现效果上。有些感觉似乎又回到了过去。加上绘画的语言如今已经“走到了尽头”，能发挥的无非也就是形象和描绘手法这些平面的因素了。不知为何，我始终对装置语言有一种距离感。在样式上革命，西方人似乎早已做得非常完美。中国人这么多年的悲欢离合，要说的“故事”太多了，不是靠玩几把形式就能满足的。我现在的情况，也许与年龄和地域有关系吧，更多地有一种“历史情结”。记得老栗曾说到中国前卫艺术的发展时，举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例子，我是非常赞同的。现在给你们写这封信时，我就正在放老肖的音乐。在画这批新作的同时，我又把过去曾一度迷恋的音乐重放了一遍，结果开除了许多音乐家，诸如德彪西、瓦格纳、勃拉姆斯，甚至勋伯格、柴可夫斯基等。留下来的只剩下贝多芬、莫扎特、肖斯塔科维奇等几位把生命和音乐融为一体的音乐家。你们知道的，音乐常常比哲学更能使我进入艺术上的思考和启发。我始终觉得中国人有足够的素质和能力创作出与这些大师媲美的作品，那种有厚度和力度的作品。不好意思，我似乎又扯远了……
1994年，张晓刚于重庆四川美术学院师范系教室为“圣保罗双年展”创作作品《大家庭》。
我的新作品能在海外引起关注，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料到的。因为我已不把自己放在一个“前卫艺术家”的位置上了。西南的年轻艺术家常常与我讨论关于“前卫”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自己只是交上了一点好运而已，这是大实话。我发现“前卫”与否，常常不是艺术家所能预定的，相反，如果艺术家一味单纯地追求所谓的“前卫性”，往往反而容易迷失了自己。当然，对资讯、知识和技术的把握，是一种必然的过程，而且应该仅仅是一种基础性的前提。还是那句话，咱们中国人有自己的“话”要说。（来源：《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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