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创作来“填满”自己

　　导言：2014年5月18日，严培明新作展“这样死，这样活”在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玉河新址盛大开幕，是艺术家近五年来对人、环境和社会发展困境的最新思考与艺术呈现。严培明1960年生于上海，以一系列黑色碳熏质感人物肖像闻名，以饱含巨大悲剧力量但性格特征鲜明的单色巨幅肖像油画享誉艺界，主题涉及战争、贫困、生命、死亡、信仰、希望等，深刻而警世。

　　1991年，严培明的作品进入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之后又多次在欧洲著名机构举办个展，并先后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里昂双年展、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等重要国际大展。2009年，严培明成为第一个在有生之年于卢浮宫举办展览的当代艺术家，并获颁法国荣誉骑士勋章，并在2010年受邀为世博会法国馆绘制展出大型公共艺术。

　　作为欧洲当代最重要的博物馆级艺术家之一，严培明毕生都在探寻“人性与社会、生命与死亡”等终极命题。2005年，严培明曾以“献给我父亲”为题分别在上海美术馆和广东美术馆举行过国内的第一、二次个展；2009年，又以“童年的风景”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了第三次个展。前两次是出于对父亲去世的追缅，第三次是其儿童系列的装置性翻版，都属于艺术家局部情感体验的重复展现。

　　此次新作展，被看成艺术家创作生涯真正意义上的“回归展”。展览以“死”的物象入手，既探讨“死”的力量，更注重“生”的意义。除了标志性的单幅人物肖像，艺术家还描绘了动物、自然风景、静物、母亲等形象，首次完整呈现其毕生探寻的“生命”主题。记者在第一时间采访了艺术家严培明。

　　要“跪”就只“跪”在妈妈面前

　　记者：与以往展览相比，“这样死，这样活”的内容十分丰富，请问您在展览架构上是如何考虑的?

　　严培明：这次展览空间比较大且间隔较多，因此如何利用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于是，我想从最中间的展厅入手布置作品《我跪着》。当观众听到这个题目时会以为是自画像，但当真正看到画面时才会发现只是艺术家跪在那儿，这就是我的态度：我跪在谁的面前?然后，在这件作品的前面安排两张风景，观众一走进展厅就像置身于庙宇中。其他展厅则围绕展示着与日常相关的物的写生或创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整体。

　　记者：一走进中间展厅的确很像进入了某种传统的宗教场所，见到三尊神像一般。

　　严培明：我希望营造出一些神秘的感觉。“跪着的我”有点儿不买账，有点儿愤怒、虔诚、悲哀、凄凉，也有其他的。其他所有作品的情绪都会同时在这三张画面里出现。而当你转到展览尾部时，最后一个展厅就像小的教堂或寺院一样，作品《妈妈•我》就在那儿。艺术家儿子赤身裸体跪在妈妈面前。

　　记者：您是把“自己”放到某种神的位置或是某种宗教崇拜的位置?

　　严培明：这个展览本质上跟宗教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很难布置的四合院展厅被分割重组后，有了宗教场所的感觉。因为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神，只是表现了一个跪在妈妈面前的自己。我希望把所有的情绪和复杂的内心世界都表达出来，让做艺术家所需要承受的隐忍、压迫、不情愿、无奈、忧郁等所有的情感都在三张画面里展现。

　　记者：给母亲下跪呈现了一种真实复杂的心情，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感恩吗？

　　严培明：这是一种对母亲的信仰，我不朝向任何人看，好像也没人会打扰她。我母亲从未打过牌，这是我故意创作的一个动态。我“跪”在母亲面前，如果她手上没有任何东西，神态完全是两回事情，所以我希望这个动态能让思想变得集中，只聚焦在手中的牌上。我不是写实主义者，并没有搞现实主义创作，我只是想着用何种方式表现自己跪在母亲面前。因为这么多年以来，使我能够跪在那里的只有我的妈妈，她养育了我。这种心情很难用语言解释。之所以选择了最小的展厅，是因为它很像一个神圣的小教堂。看到我母亲的像，观众会感觉看到了他们自己的母亲;而看到“我”时也会联想到自己。这是通过我对母亲的感受表达一种最富人性的态度。另外，我没有将作品取名“母亲”，而是“妈妈”，是因为我们出生后学会的第一个词就是“妈妈”，没有人在家里是叫“母亲”的，全世界都是叫“妈妈”。“妈妈”的伟大和“母亲”的伟大是两回事情。前者是一个家庭和生育的伟大，比较亲切、隐私，而后者则是文学上的、建构学上的。妈妈则比较亲，比较隐私一点。

　　记者：妈妈对您的教育是怎样的？

　　严培明：最虔诚、简单、朴实的方式，她的使命就是养大我。我妈妈没有读过书，她认为只要我不去做流氓，做个好人，就很满足了。我从小就喜欢画画，画画时母亲对我很放心，因为她知道我不会变成流氓。

　　记者：您20岁就出国了，那个时候妈妈应该没有在身边了吧？

　　严培明：我出国五年以后，我母亲也去了法国。今年她82岁，心态相当好。她常年吃素，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信仰里面，什么东西不需要，简简单单地活着。

　　记者：她的宗教信仰对您有影响吗？她那个时代的中国对宗教信仰是比较压制的。

　　严培明：那时去寺庙都被当成迷信，是全部禁止的。起初她只是相信，后来就着迷了。不过，这使得她让我能够自由地生活，而且叫我少吃肉什么的，对身体好。

　　记者：请谈谈“磅秤”这个系列的作品。

　　严培明：磅秤是用来称量的工具，最初就是秉着“所有人都应该自掂分量”的想法着手创作的。这是我们小的时候都很熟悉的物价，造型简单又很有意思。一开始我只在磅秤上放了两件物品，画了几张盆景，后来《盆景风景》系列也慢慢衍生出来了。

　　记者：中国画家还没有画过磅秤的吧？

　　严培明：没有，以后会有。我每次新的题材出来，中国有很多画家都会跟着画。

　　创作要不停的“背叛”自己

　　记者：这次展览的作品不仅仅是黑白的，而且有了颜色。请问是什么原因？

　　严培明：事实上，画画不需要为什么。我曾经许诺这辈子只画黑白，但我背叛了自己。然而背叛自己的同时也许又找到了另外一条出路，我想没有什么东西是好禁止的。背叛自己是让自己更加开放。如果需要新的想象力，就要不停地“背叛”自己。尽管这次展览中我使用了颜色，但还是比较简单。如磅秤是绿的，我只是把绿的感觉表现出来而已。

　　记者：当时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一个承诺，然后又背叛？而且偏偏选择这次个展做出改变，有什么缘由吗？

　　严培明：这个展览是与翁菱合作，从1997年一直谈到现在，十七年了。我希望把举办这个展览过程中的起起伏伏，兴奋、不顺无奈，抛弃等，所有的东西都集中表现出来。

　　记者：您确实曾经谈过回国办展对您来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想对您这样一个已经在蓬皮杜和卢浮宫都办过个展的艺术家，在中国办展有那么困难吗？

　　严培明：难。与中国不同，西方拥有长期的、较为完善的艺术运作机制。一个展览怎么做，筹展方会事先与你详细谈好，但国内可能会打打哈哈，然后按照自己的布局走。我很难用语言描述在中国办展的难度，但是看我的三张“自画像”应该会有感触。它们有神态、有动作，而当转到最后一个展厅的那张“我”时，又是没有表情的，只有一个姿态，基本上是裸体。事实上这比跪着还强烈，属于磕头。总之，可能在国外呆太久了，中西方处理事情的方法有很大的区别，致使我的心情比较复杂。这次是我唯一一次在中国的私人空间做展览，除了尤伦斯以外（尤伦斯也属于私人空间，但偏美术馆性质，而那次展览我只做了一件作品）。

　　记者：那个展览是怎么谈下来的？是因为当时的馆长桑斯吧？

　　严培明：他是我在法国认识的第一个重要的艺术家。当时他很年轻，刚刚大学毕业，在做策展。认识他以后很久，他来找我合作，但条件非常苛刻。比如不能从法国运画过来，也不能隔墙等等。但是尤伦斯的展厅又高又大又空，布展非常困难，于是《童年的风景》出现了。对我来讲，那并不是一件装置作品，而是一种布展方法。

　　记者：当时画布是倒挂在旗杆上的。

　　严培明：本来题目就叫《下半旗》嘛，后来被他们否定了，说中国不能这样讲话，于是就变成了《童年的风景》。这个题目比较温和一点，但我并不是个抒情的人。

　　记者：您如何看待旅居海外这么多年后回到国内做展览的历程？

　　严培明：其实这个展览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比如最后艺术家跪在那儿，告诉别人“我只跪在我妈妈的面前”。法国是一个很爱艺术的国家，很尊重艺术家，有很多人会理解我，我不需要刻意怎么样。然而回到中国就遇到很多困难。这种心态很难用语言表达，只是一种压抑、无奈和说不出的感觉，也许用画来表达会好一点。展览的题目《这样死，这样活》，不是在讨论生死问题，是一个态度问题。“生”没有选择，出生在什么地方就是什么；死也是没选择的，一定要死。但“活”可以选择，人们可以选择自己怎么“活”，一个人的命运是由自己掌控的。

　　我的艺术生命才刚刚开始

　　记者：十年前您说还没有进场“踢球”，而且要做全世界公认的艺术家。现在呢，您会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严培明：现在已经开始“踢”了，但是没有成为主力。因为我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知道我自己的地位，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是我一辈子所要做的事情，也是我压力的开始，无奈和烦恼的开始。

　　记者：有那么大的烦恼吗？您是第一个在世艺术家在卢浮宫办个展的艺术家啊？！

　　严培明：卢浮宫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我抓住了，但只有一次，我这辈子再也不可能回去了。

　　记者：不是偶然这么简单吧？

　　严培明：因为当时的馆长特别喜欢我的作品，他想告诉人们我是很伟大的，就是那么简单。但我也清楚这辈子再也看不到自己重回卢浮宫了，也就是那么简单。

　　记者：您期待一个怎样的比赛结果？

　　严培明：也不是比赛，我不跟任何人比，不跟任何人争，我只想填满自己，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走自己该走的路，也就是说怎么样走完自己的一生。因为人逃不掉死亡，棺材在前面已经看到了，逃也逃不掉，躲也躲不掉，只是尽量把时间拉长一点，想办法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把自己剩余的这段空档的时间填满。我发现我的艺术生命刚刚开始，但现在看看一条命真不够用了。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会有这么迫切的心理？您已经画过不少关于“死亡”的题材了。

　　严培明：因为真的不想死。我画很多死亡题材想说的就是“不想死”的问题，但我也很清楚，最大的事情逃不掉。

　　记者：您会有对死亡的恐惧？

　　严培明：从小就有。

　　记者：中国人更多时候是不谈死亡的，对死亡是一种禁忌，或者是避讳。

　　严培明：这也不是怕死那么简单，就是说知道逃不掉。反正我面对的这一切，每个人都会面对。我也不想想它了，但它老是缠着我，我也没有办法，躲避不了这个阴影。逃不了就必须面对，面对后我就发现了这个主题。“自己能够在一段时间怎样渡过？”，这个想法变成了我绘画的一个内容，创作的一个源泉。就像一个作家一样，作家永远围绕死亡的主题去理解、去分析，只是有的比较抒情一点或者怎么样。每个人都不同，艺术家也不同，我从来都是很认真地想要表达这个题材。

　　我不追求“成功”，而是用创作填满自己

　　记者：这个展览之后您还有其他的一些个展计划吗？

　　严培明：后面还有三个。下一个是今年9月20日在法国阿尔勒市的梵高基金会里举行。

　　记者：会创作新的作品吗？

　　严培明：基本上全是新的。

　　记者：每次个展都是新作品？

　　严培明：基本上都是。因为我喜欢根据新的事由创作一些新的作品，对自己是一个挑战。给自己压力，便可以画出崭新的内容，这样也促使我能够不停地工作，不停地填满自己。我的展览几乎没有停过，比如明年、后年的展览内容，我现在就可以开始想，我可以先尝试着画一些作品出来，然后再去调整。其实就是不停地推动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因为机会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总是炒回锅饭，那样不行。没有压力我就不会再去那么努力，就这样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

　　记者：有时您会觉得其实活着是也没什么意思吗？

　　严培明：我就是自己迷惑自己而已，虚伪一下，填满自己。

　　记者：您会不会陷入悲观的虚无主义状态？

　　严培明：就像看电影一样，有人喜欢看喜剧片，开开心心的，我这个人喜欢看悲剧。回味自己一生在干什么，其实我也没干什么，可能在别人面前好像我会变得很伟大，但是我自己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自己从来没有感觉到成功，只是别人觉得我好像有什么地位。我只是虔诚地、老老实实地工作。我是一个艺术家，那就用艺术家的态度对待自己。

　　记者：您小时候就想当艺术家，而现在您已经是职业艺术家了，小时候的想法跟现在有不一样吗？

　　严培明：小的时候喜欢就画，不喜欢可以不画，而我现在喜欢也画，不喜欢也画，变成一个职业了，就像你们上班一样，高兴也得上班，不高兴也得去上班。这是一样的，不是以个人的心情来改变你的工作的，你们还可以跳槽，我连槽都不能跳。

　　记者：世界是虚无的，但好在你还可以遵循自己的态度往前走。

　　严培明：对，没有展览我会很恐惧，有展览也会很恐惧。不成功也可以活着，我追求的不是成功，我追求的是怎样走完我这一生。

　　记者：但陷入虚无的状态，有部分人往往会选择自杀或是活得碌碌无为。

　　严培明：我不会自杀。因为我太爱活了，我怎么会去自杀呢？我也不会做一些逃避的事情，我知道已经是逃不了的，我就会去做。自己去欺骗自己一下，用这个态度活着还会兴奋一点。就是因为这个态度，我想做这件事情。

　　记者：听上去还是很悲观的感觉？

　　严培明：因为你面对的精神世界是一个人为的虚伪世界。过去控制整个世界的都是文人，现在控制整个世界的都是数学家，数学家对数字感兴趣，这就是一个对立。现在的利益全是金钱，整个地球在演变，地下都挖空了，还有很多嘴巴在吃饭，但也都是农药和转基因。人是最野蛮的一种动物。飞十多个小时，晚上就可以在法国吃晚饭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全球化的关系。信息也好，过去传一张照片不知道要多久，现在一下就过去了。以前拍好照片还要印刷，现在数码一下子就可以发了，用手机随时随地都能发，实在是另外一个世界了。每个时代的人都会说自己的时代会毁灭。然而人的生存力是很强的，比任何动物都聪明，比任何动物都有想活的愿望，生的愿望。那么多战争毁掉了多少人？经济危机来的时候一下子大家以为都死掉了，现在又活起来了。人是天天打仗的，战争是为了什么？有很多人说战争是为了和平，其实和平与战争是连在一起的。比如我画了很多和平鸽，但和平鸽与自己的同类也要打架，也会厮杀。

　　人类一定是残酷的，不残酷也不叫人类了。人类永远是在战争当中生存。我们这一代算是比较幸福的，没有碰到战争。我爸爸、妈妈他们碰到过战争，逃荒什么的，妻离子散，有人就永远不会太平。邻居跟邻居也要打仗，兄弟之间也要打仗，爸爸妈妈也要打仗，爷爷和奶奶这辈子他们也是打过来的。从家里打到邻居，邻居再打到什么地方，狗也跟你打，每个动物都打仗。只是现在好一点，国家交流多一点。

　　记者：这就是活着状态的选择？

　　严培明：有什么办法呢？你不打就没太平，打打就太平了，再打一下就不打了，一样的道理。

　（文字来源于雅昌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