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培明，1960年生于上海，自小习画。
1980年赴法定居。
1986年毕业于法国第戎国立美术学院。
1987年，严培明以一系列反肖像的单色巨幅肖像，引起西方艺术界的瞩目。
1991年，他的作品进入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之后多次在欧洲著名机构举办个展。并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里昂双年展和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等重要国际大展。
2009年严培明成为第一个在有生之年于卢浮宫举办个展的当代艺术家，并获颁法国荣誉骑士勋章。
2010年上海世博会，他受法国馆委托绘制展出了新作。
严培明是最具国际知名度，最早进入西方艺术界和艺术市场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他以肖像的形式关注人、生死和社会问题，作品气势磅礴，饱含生命体悟，被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坚定、最不妥协的画家之一。
记：你这一套作品叫什么题目？
严：叫《新上海人》，也叫《上海的小孩》。
记：《上海的小孩》。
严：那些父母从外面移民过来，也是他们创造了上海。
记：一共画了多少张？
严：一共有二十一块板，共四十二张。
记：就是在不锈钢上面画的两面的儿童。
严：对。
记：走近世博园，举得都是在看建筑，看材料，看技术，一到法国馆，第一件作品一下子抓住我们，是人。
严：我想世博会，好像里面还没有看到过，有哪一间馆里面他们是在做人是吧。
记：你本来长期最关注的就是人，而且儿童也是你做了很多件的作品。
严：对。
记：在尤伦斯的作品也是儿童。
严：尤伦斯的展览就是北京的协和医院的一些孤儿，我所关心的一些问题。
记：在北京是画北京的孤儿。
严：对，到上海是画新上海。
记：是你自己亲手画了四十二张画？
严：对。
记：但这次怎么样？世博会大家对你这个作品有没有？
严：艺术界里他们发现很棒，这些都是艺术家的自由，艺术家对整个社会的看法。很多不懂艺术的人看看的话他们会觉得为什么？
记：法国馆门口为什么是一些儿童的肖像？
严：对，很有争议。
记：对，因为你也没有把儿童画的多么漂亮，红彤彤的脸什么的。
严：我又不是陈逸飞，因为没有什么好歌颂的。因为我是在搞艺术。
记：其实你是在用你的艺术体现你对人的一种危机感，悲观主义，包括对未来儿童的担心和怀疑。
严：对，因为艺术家是特敏感，现在没太阳，有太阳的时候风一吹的话水在动，里面不锈钢板还在动。晚上的时候，把所有的灯光一动的话，整个画面都在改变。
记：在改变？
严：因为后面在动，人不动，就像一个电影一样。
记：其实你好几次做这种都像装置，你的儿童题材已经好几次被你做成了装置，伊斯坦布尔。
严：对，伊斯坦布尔也是这样。
记：还有尤伦斯。
严：对，尤伦斯。
记：几次做儿童的主题，为什么你做儿童的就是让它有一个主题。
严：因为他们给我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环境体现出这些作品在不同环境当中展现出特定的一个想法。比如说法国馆门口可以放什么呢？
记：你最早是怎么想的？
严：第一个想法是以小孩为主，他们跟我讲有一个水池，有一个小孩。就像小孩浮在水面上一样，我的作品永远不能跟这个建筑相比，这个是20米，我想用这样的方法随着地下的倒影体现我这件作品的深度。比如这个画是一米八的，一下子就变成三米多，用倒影来体现我这件作品。这个颜色全部是以黑瓷的颜色，我到厂里去做，用电脑做出来的，大理石的颜色全部是一样的，整个环境包含着。不锈钢板的反光全部是用旁边的反光形成了一个环境的颜色，都是很稳重的，整个建筑也体现了这个作品在门口的一种相互相应。对我来讲这不是装置，永远是画，永远是画家，摆的方法不同而已。我所有的作品都是把它和环境连在一起的。
记：上海是你的出生地，你在法国已经生活了快有三十年了。
严：快有三十年了。
记：所以上海你三十多去的法国，这次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讲城市，当然你更关心可能是谁造成了这个城市，哪些人是城市的未来。
严：我画的东西，上海小孩子大部分都是外来的小孩子。
记：民工的孩子。
严：对，就像我一样的，我当时父母也是民工，我出生在上海，就变成了上海人。
记：但是你父母在你出生前一直在上海工作？
严：没有，他们是移民，我爸爸是无锡人，从无锡移民到上海。我妈妈宁波人，她也是从那里移民过来的。
记：移过来到上海当时你们家住在哪儿？
严：我家就住在闸北那个贫民窟里面，你想大部分的移民都是住在最便宜的地方。
记：但是当你在法国国家馆，你像是法国国家的代表一样。
严：他们给我最好的地方。
记：你的位置太好了，就是没有人会错过。你的作品关心儿童，总是在画儿童，你实际上是想要用儿童的未来的这种想象来启示我们。
严：也没有，对我来讲所有的儿童我画出来的，基本上是没什么未来的。就是我是想这些东西给观众有一个想象力，我的任务就是提出一个问题，给观众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他们这些小孩在干什么，这是我主要的意图。
记：你是1980年从上海搬到法国去的？
严：对。
记：你当时是怎么去的？
严：当时我的一个舅舅在法国，自费留学过去的。
记：你刚到法国，生活很艰苦，然后就在餐馆里面打工，你坚持不到街上去画画赚钱。
严：因为当时要是去街上画画的话，就再也没有勇气回到自己的工作室里面再画自己的东西了，我不想用在街上画画的东西，放在我的作品里，完全是跟它分开的。
记：就是要让你的艺术创作跟赚钱的手段分开？
严：也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吃一碗饭，吃饱而已，也不是为了去赚这个钱，是为了去维持生活。
记：那你当时在餐馆里面打工，你是做什么呢？
严：什么都做，先洗碗，再端盘子，有时候忙起来的时候，在厨房里面一边洗碗，一边配菜，有的时候也会炒几个菜，艺术家一看就会的东西。
记：你一看炒菜就会，因为我想你当时是怀着一个梦想离开了你童年，应该说不太顺利的。
严：也不讲不顺利，很幸福的一个家庭。
记：家庭很幸福。
严：我父母还爱我们几个小孩，就是说我离开因为我想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可能换一个地方的话就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记：所以你就是想着改变。
严：对，改变过去的命运。
记：离开上海，离开你的家。
严：对。
记：但是你当时好像是有一个理想，就是我要是不进蓬皮杜做展览我就不回上海。
严：对，当时我1991年回来的时候，我是进入蓬皮杜以后才回来的。
记：十一年以后才回来？
严：十一年以后才回来，在蓬皮杜有一个厅，参加一个展览，他们给我一个厅，展出以后马上买机票我就回来了。
记：所以，当时你为什么选择区第戎读书？
严：当时在第戎有一个学法语的中心，有一个餐馆收留了我，就留在了那里，后来在那里又找到了一个第戎的美院，就是林风眠在那里读书的，是法国最老的一所美术学院。
记：也就是你后来在那里当了很多年教授的学院？
严：对，当了十多年。
记：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一个艺术家的生涯？
严：我从来都是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出现在法国的。
记：你去的时候还是一个学生。
严：对，但是我心里面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是一个艺术家了。在我心目中，从小就是一个画家。
记：到法国你是1985年开始单色的，笔触特别大的，然后非常有表现力的这种绘画画面效果，可以从你的技术到你的表现方式，介绍一下你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到你对作品主题的这种选择。
严：比如说我刚去的时候，在中国的学的影子是很重的，当时中国所学的东西完全是苏联的那些东西。
记：画的特别细，特别工整，从学院的技术。
严：对，我在中国学的东西，到那里已经基本够用了。
记：技术已经够了。
严：够用了，也不需要再去学，一般就是去学他们的想法，学习他们的思想，就是寻找自己的道路，一个作为艺术家的道路，在寻找自己需要说什么，为什么我要画这些东西，就慢慢形成一种自己的想法。在法国读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老师永远在问你，你在画什么，你为什么要画这个，他们永远是打破沙锅问到底。你要有理由要说服他们，不仅仅是你的绘画，还要用口语、理论去说服他们。
记：意思是他一直逼着你要找到自己的语言。
严：你要是画一张画的话，他就会告诉你这是前人的影子，是前人所走过的路，你永远要走自己的道路。
记：所以找到自己的表现语言是一个基础。
严：对，你要说的是什么，慢慢就形成自己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
记：所以老师他不会告诉你要做什么，他只是说别人已经做过了。
严：对，他给你分析一下前人走的道路，你自己要寻找自己的一条路，不是像中国的教学方法，全是先临摹，先学，再到创作。基本上有很多人比如说中国进中央美院和中国美院的那些学生，基本上基础已经够用了，不再需要学了，就是寻找自我而已，在中国的很多学院它就没有做到这一点，进去以后还在学基础，到了研究生还在画那些东西，把自己所有的灵感和那些要爆发的东西全部抹掉了。
记：念书的时候都很压抑。
严：对。
记：但是你1987年开始，你第一次开始画毛泽东，我们大家可能在从小念书，会画画的人都画过毛泽东。西方也有安迪沃霍尔大师画的毛泽东，到处博物馆都有，你是怎么想到要画毛泽东的？
严：因为当时毛泽东的形象在西方人的眼中，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艺术家到了法国，你要是画的作品主题不明确的话，永远没有人记住你，我当时就选择了毛泽东，这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才开始画的。我想毛泽东的形象完全代表了中国的一个历史，中国的一个人物，我们小的时候画宣传画，是宣传毛主席的，毛泽东的一个红太阳的感觉。反过来我想通过他的形象来帮我宣传我的故事，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记：所以你的故事是从毛泽东的形象开始的。
严：从小就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比如小学读书的时候，第二课毛主席万岁，文革的开始，也是他的尾声，他所有的东西都看得见，他的影子永远是笼罩着我们这一代人，很难摆脱像他这样，我是利用他的形象，怎样作为一个艺术家用他的形象来改变我的命运，我就从这里开始的。当时画他的时候，大家会注意到这是谁画的？严培明画的，慢慢我就加入到他们的社会里面。
记：很多国际的博物馆都有你早期画的毛泽东的肖像。
严：对，当然了。因为每当碰到困难的时候，老毛帮我解决所有的问题。比如说当我没有灵感的时候，我画了一张像又生出另外一种灵感。当我生活困难的时候，一画现在老毛像一定是有人买的，他可以解决我所有的问题。
记：你的绘画语言表现力是非常强的，所以你所谓单色的色彩感觉，包括你这种大笔淋漓尽致的表现，这个都是后来在我们的绘画史上可以留下的一笔东西。
严：我当时画的时候，我是去阿姆斯特丹去看梵高的画，他的笔触很生动，而且是一种很野蛮的方法，你会感觉到绘画领域是一种奔腾的做法。我看了以后，我当时还只有二十多岁。回来以后，买了一张他们的海报，我就看他的尺寸，量他的笔触是多少，在想有多少横笔触才能填满他的作品，我画很大的话，笔一定要和他相等，画布，及用的材料和笔一定要成比例。比如说做件衣服，总要拿一个剪刀，剪刀也不能拿这么小的剪刀去剪那么大的布，所有的东西都是成比例做事的。
记：所以你就自己创造发明了。
严：但是还没有到厂里去定笔，去超市买几只笔，自己用钉子把笔拼在一起，就慢慢地寻找一些自己的语言。颜色也是我自己想好的，因为当你在画画的时候，没有时间去考虑色彩关系，你想表现的是一个人的情感，或者是人的一种表情，人的对社会的一种东西，色彩已经不重要了，我就对绘画的语言感兴趣而已。
记：但你的绘画语言表现力是特别强的，所以你的所谓单色的色彩感觉，包括你大笔的淋漓尽致的表现力，这个都应该是在我们的绘画史上可以留下一笔的东西。
严：对，我特喜欢画画。当我把颜色取消，以黑白为主的时候，我就寻找到了我的自我，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这是我的一个天地，前人的影子就避免了。
记：哪些前人影响过你的观点？
严：比如说印象派的塞尚的颜色，毕加索的线条，在我刚去法国的时候，很严重地笼罩着我，我刚去法国的时候。
记：对，你看在西方的中国当代艺术家，是靠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无论是火药，文字，或者其他，你确实是和他们特别不一样，你是坚持用所谓的西方的传统的绘画语言，而鼎力在国际艺术圈。
严：绘画语言已经不分中国和西方，只是一种绘画语言而已，我用的是一种绘画语言，而不是西方或东方的，现在完全是一个全球化的东西。
记：那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没有一点影响你呢？
严：基本上很少。
记：当你画黑白绘画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一点水墨画？
严：没有，从来没有。
记：中国的表现主义的那些水墨画大师，有没有影响你？
严：没有，他们都是文人的东西。
记：所以你是在西方的技术当中，一点一点地找自己，你的单色是自己的。
严：对，因为我不想老是把前人东西搬在我这里还在用，我是想自己想寻找自己的道路。
记：你的作品最感动人的，首先我觉得还是你的绘画语言。
严：对，比较粗矿、随意，我做事比较爽快，从来不磨洋工，一件作品能说完的话，我基本上一口气全部说完。
记：比如你一张两米乘两米的肖像画大概要画几天？
严：一天，认真一点的话基本就可以搞定，几个小时。
记：我想应该说你作为一个伟大的画家的进程中，有几个重要的事件，一个我想可能是你1991年你进入蓬皮杜。
严：1988年进入巴黎市现代美术馆，1991年去蓬皮杜，后来又进了几个很重要的画廊，然后一点点的就开始了。
记：然后你，2005年你第一次回上海，你的故乡做个展，做了一个献给你的父亲的展览。
严：当时这个展览对我来讲可能是二十五年以后的回国的第一个展览，我想了很久，用什么样的展览再去感动所有的人，后来想就献给我的父亲。
记：因为这个是生养你的父亲。
严：我父亲2003年的时候去世，2005年用这样的方法去把他带回到上海。当然在2005年受到了很多压力，所有的新闻媒体封锁这些东西。他们想是回来开追悼会这样的感觉。
记：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严：因为是献给我父亲。
记：那个展览我记得你还有一件作品，说我要做一个展览是献给我父亲的，我们当时本来有一张你的2004年的作品，在外滩3号展览的。我赶紧把画给你送过去，我想一个长期离国的人，回来做一个献给父亲的展览，我觉得特别重要。
严：对，当然重要。
记：而且也有很真实的情感在里面。
严：像这个展览对我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也是我在中国的第一个展，我在2005年以前，大家对我并不了解，我做事也比较低调。
记：但是我们当时大家都知道严培明是最早在西方的。
严：只是圈内人知道。
记：哪一年的展览请柬是法国的文化部长和外交部长联合签名发的？
严：是1999年，法国巴黎先贤祠，有雨果的坟墓这些地方。
记：所以你也是画了一批儿童。
严：对，画了一些非洲的小孩，巴黎郊区的小孩，也画了一个岛上的一帮小孩，有六十三件作品。
记：第一次大型的项目画的都是比较命运悲惨的小孩子，我想法国文化部长、外交部长，这都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怎么可以做到让他们联合帮你邀请客人呢？
严：他们邀请我，就等于09年蓬皮杜馆长请我在蓬皮杜办展览是一样的，我永远不是去申请，永远是等待的方法。
记：就是自己好好画画。
严：做本行，我是一个艺术家，也不需要有社会环境。
记：我想还是有一个问题，你怎么可以靠你的绘画打动了那么多人。比如说我上次到巴黎你的工作室，我也看到法国总理也在，听说温家宝总理第一次去法国的时候，也是看法国总理的车里面，跳出来一个不知道是谁的中国艺术家。
严：就是我。
记：比如说中国的艺术家不可能想象你从总理的车里面跳出去，也不可能随便一看总理现在在严培明工作室，这个是我亲眼看到的。
严：因为总理他很喜欢艺术，他跟艺术家交朋友也是很正常的，他也很喜欢我的画，他经常到我这里看看。总理也是个平民，艺术家也是个平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艺术家不需要用什么政治手段，只要靠他的作品，就可以找到世界的朋友。
记：除了毛泽东可以改变你的命运的一个人物的肖像，其实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影响世界的人，奥巴马、溥仪、李小龙的画挂在你们第戎的火车站。
严：对，挂李小龙当时的情景也比较特别，当时我画毛泽东，画我自己，画我父亲，我就寻找另一个中国人，我就发现李小龙可以代表中国人的一个形象。
记：所以西方人最早想到李小龙就是功夫李小龙。
严：对。
记：所以实际上当你要画谁的时候，你还是想你和他之间是什么关系。
严：对，我永远在考虑为什么，为什么要画这件作品，为什么要画？所有的都有一个理由，都有一个道理，我画他干嘛。
记：你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儿童。
严：对，因为儿童是所有的一切，我特别敏感，画小孩，因为小孩的主题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记：所以小孩子代表了真正的社会现实。
严：对，现实。我画的小孩一般来讲脸和神态比较悲观的东西。
记：你的作品总是在讲人的故事。
严：永远都围绕人为基础的一个主题，是我对社会的一个关注，作为一个艺术家，你不可能不关心所有的问题吧，你只能关心人，艺术家对社会要负责任，对活着的人还要负责任。
记：全世界的艺术家可能你是第一个进入卢浮宫做个展的画家，这个我觉得非常的了不起。
严：我在中国也没有做什么宣传。
记：对，这个应该是可以宣传一下的，因为所有的中国人想到博物馆就会想到卢浮宫。
严：我从来也没有打电话给一个媒体，想来的就来，不来的就不来。
记：更厉害的是，卢浮宫还收藏了。
严：阿布达比卢浮宫。
记：所以不是巴黎的卢浮宫。
严：阿布达比一个卢浮宫。
记：所以他们也想他们的作品是有新意的蒙娜丽莎。
严：他们会给我一个厅做这几张作品的呈示，这个作品是永久收藏，永久陈列，当你去阿布达比卢浮宫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作品。
记：上海是你出生的地方，不管你是怎么样融入法国艺术界、全世界的艺术界，但毕竟你是一个中国人。
严：因为我出去的时候，严培明永远是严培明，出生在上海，永远是出生在上海的艺术家。
记：所以你有没有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希望呢？
严：等到有一天，中国变成强国的时候，可能会好一点。
记：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强国了。
严：经济的强大并不代表它是一个强国的姿态，强国的姿态是全部的强大，不是钱的问题，是整个姿态的问题。不要看到艺术就害怕，中国要有中国的伟大艺术家，等到有这一天的话中国才强大起来。你看上海这么大一个城市，美术馆那么小，巴黎卢浮宫、伦敦、纽约、罗马都有，都是强国的姿态。
记：文化强大才是国家真正的强大，艺术真正的强大。
严：都有他们伟大作家，有伟大的诗人，有钱不代表一切。
记：你这个工作时在什么地方？
严：巴黎十三区的后面，挨着中国城。
记：有多大？
严：三千米。
记：工作室住、厨房。
严：什么都有。
记：但是因为你以前在第戎的工作室其实也很大了。
严：对，但是第戎是花园大，花园它有六千平米。
记：工作室大概有多少？
严：六百。
记：你怎么需要这么大一个工作室。
严：因为看的远一点。
记：想做房地产。
严：没有，永远是填不满的，永远是少一个房间。
记：这个车是卢浮宫来拉你的作品？
严：对，拉到阿布达比卢浮宫去。
记：这个车可以从那个门进去，这个是你的库房。
严：对。
记：留了多少以前的老画？
严：全是卖不掉的东西我就留下来了。
记：你最好的画是不是留在自己工作室？
严：没有。
记：这是什么作品？
严：这个是放进去装箱的。
记：这些是你著名的卢浮宫的个展的作品？
严：对，马上就要离开了，永远就再也不回来了，嫁出去了。
记：卢浮宫长期有一个房间是吗？
严：对，给我一个房间。
记：蒙娜丽莎是第一张。
严：对。
记：你父亲是第二张。
严：没有，我自己是第一张，我的死亡第一张。
记：你变成骷髅头是第二张。
严：蒙娜丽莎是第三张，这是第四张，还有我父亲。
记：蒙娜丽莎和这个怎么讲呢？
严：蒙娜丽莎是西方文艺复兴的，后来又通过蒙娜丽莎又回到我个人的世界，我父亲和我，后来又回到了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圣父、圣儿，和圣母蒙娜丽莎就是我的圣母。
记：蒙娜丽莎就是你的母亲。
严：圣母。
记：直接面对人性、面对死亡、面对自己。
严：因为你想卢浮宫所有的作品都是死亡，都是战争、都是悲剧。
记：所以你也是一个悲剧，再做了一个悲剧，你怕什么？
严：我不怕死，但是我就怕不能活。
记：还是喜欢活。
严：对，我面对着死亡。
记：生存和死亡是你最直接考虑的？
严：对，因为喜欢把所有的一切面向现实，死亡是逃避不了的，可能正对着死亡。
记：这个在卢浮宫的展览，当时媒体报道多吗？
严：好多，所有的欧洲媒体都去了。
记：因为卢浮宫第一次做活着的人个展，而且做的又是这样一个主题。
严：对，全部出动了。
记：整个卢浮宫的标牌，这个通向蒙娜丽莎的路，也就是说你这个展览是在它的后面。
严：对，为什么在后面？因为我画的是蒙娜丽莎的影子，我不能画蒙娜丽莎，蒙娜丽莎是达芬奇的名作，我不能画。很有意思。
记：画的真好。皮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收藏家，他是一定就定了两张吗？
严：一张给自己，一张给他的儿子。
记：你平时有画主题的作品，然后休息的时候，就画人像是吗？
严：对。
记：因为你的肖像特别有名，如果大家不买你画的名人，就买你画的自己，是这样么？
严：一般来讲，是有点订货。
记：订货，你一年一般有定多少肖像？
严：也不一定，还要选画谁。
记：这一套在卢浮宫的作品，你觉得是你的创作从以前画毛泽东，画李小龙，到你画你的父亲，画生画死，你觉得是一个集大成的作品吗？
严：这个展览是一个转折点，进卢浮宫对我一生当中也是转折点。
记：第一个活着的艺术家进入卢浮宫。
严：下次进卢浮宫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人的一生当中可能就是唯一的机会，不可能会出现第二次，这个机会我得把握高。因为不可能实现重复的像这样一个故事，我很珍惜。
记：所以你把你所能够想到的东西都融入到这个作品中。
严：对，把我的自画像也画进去，死亡，把我父亲也画进去，宗教、人性、生死，把西方的艺术，带到我个人的世界，又带到了全世界的一个想法、父亲和孩子的想法。
记：这几年我也注意到，其实你越来越多的回中国，你回去你在找什么？
严：我回去好像在梦中醒来的时候，我好像从来没出去过的感觉。
记：你还是觉得你是上海人。
严：对。
记：因为你小的时候童年不是那么快乐的。
严：没有，我很快乐，因为有一个很好的家庭。
记：但是你们家里特别有真切的感情，这个我早就体会到了。
严：一个很普通的家庭。
记：你们家互相感情特别深。
严：不错的，很好，离开很久了，有一种感觉就是在这个地方能够给我有什么新的想法。
记：你在法国现在从创作上来说太自由了是不是？
严：不同的环境可能促进我有不同的方法，另一个社会和世界。因为我不想每当别人看到我作品的时候，他以后是一个中国风，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艺术家。
记：只是一个艺术家，就像今天的艺术家。
严：对，没有什么标签，没有什么负担，因为艺术家是没有边界的，也没有国土的，完全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
记：但是你这些年的工作，一步一步让你打破了各种各样的界线，其实是你创作的界线。
严：对，我永远就想我不要成为中国的艺术家，我做的是纯粹的，没有什么边界的。
记：所以今天当你再回到中国去的时候呢？
严：但是我永远是一个中国艺术家，你不能改变皮肤、名字。
记：所以其实你还要作为一个国际的中国艺术家，你在想什么，关心什么。
严：因为你也不能捧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去跟别人抗衡，你不能用这样的方法。
记：你觉得中国传统的文化不能和西方传统文化抗衡吗？这个也不是抗衡，是对话，有一种共生。
严：你用对话的话，你用不同的方法，我这个方法完全是很独立性的一个个人行为。不是一种中国的文化和西方文化去对比。
记：很多当代艺术家都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去找的。
严：我就没有。
记：你对中国传统感兴趣吗？
严：当然了，我是中国人对中国传统很感兴趣，但是我要给它消化掉。
记：我们的哲学，我们的绘画，我们的老东西。
严：对，我对这方面都很感兴趣，当我拿起画笔的时候忘掉这些，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精神，而不是一个形式。形式可以多种多样的。
记：你选择画黑白画的时候，有没有一点中国水墨的影响？
严：没有，一点都没有，因为我当时画画的时候，我发现我对色彩不是很敏感，是一个逃避的方法。
记：逃避那么多的漂亮颜色，只选择黑白。
严：也是逃避所有的潜力，这样就找到了自我。
记：你觉得绘画的这种色彩，实际上色彩也是一种很重的传统的影子。
严：对。
记：所以你选择了黑白的时候，你是很清楚自己选择了一个传统画家的关系。
严：对，就是说不跟西方大师去碰面，你要是画色彩的话，永远是有前人的影子，前人的伟大，笼罩你的全部一切，避免他们的话，你就可以另外得到不跟他们碰面的一个事情，这样的话我就有很独立的一个想法。
记：你觉得你和心中的大师，什么毕加索也好。
严：毕加索是我的偶像，他那么伟大，有冒险家的精神，毕加索对我的影响很大。
记：还有哪些艺术家对你有影响？
严：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艺术家对我有不同的影响，我们也不能脱离这个社会。
记：实际上你的每一步都是想要自己渐渐地成为自己偶像一样的艺术家。
严：因为你不要逃避，要么不要做，要做就做最棒的艺术家。
记：当你的作品进了各个大的博物馆，在国际上这么成功，在中国也是大家不可忽视的最重要的画家。刚才你说怎么样，我现在是很自由。
严：对，因为我做事永远是很低调的一个艺术家，永远是用时间去证明一切。
记：你很活跃了，你在世博会出现，在卢浮宫，在尤伦斯，在各个地方你都非常活跃。
严：我会选择。
记：而且你的作品都有很深的个体和社会的一种针对性。
严：因为艺术家不脱离社会。
记：相当于你在每个地方积极的发言，你的作品不是一个简单的画，是一个态度，有很清楚的立场。
严：对，因为我很讨厌一个艺术家是没有立场的艺术家，很多艺术家自己都不知道在搞什么，我想把自己的那些艺术，它不是一个商品，它和商品完全是两回事情，艺术家所面对的是自己的良心和自己所说的东西。
记：圣母圣父，圣子包括死这样的一个循环的作品画过之后，你觉得你还想要表达些什么？
严：我也画过那些教皇，因为在几世纪下来，教皇永远是西方艺术家我所占领的主题，现在是全球化。教皇不是真正代表一个教皇，或者一个宗教，它也是代表一个新闻人物，也是代表一个领袖。我作为一个东方来的人，打破了给他们所控制的所有题材的问题。
记：你想过有一天你的生命真的走尽尽头的时候，你想在中国还是在法国？
严：我想睡棺材，中国没有棺材睡。
记：所以你还是要在法国。
严：我想我的骨头也是可以埋在地下，我要我的骷髅头。
记：所以你打算以后是在法国的？
严：我喜欢睡棺材。
记：因为你的作品很少有艺术家那么喜欢面对死亡。
严：因为每当想到死亡的时候，我有一种痛苦，笼罩着我所有的一切。
记：你没有想找一个信仰，让自己超越对死亡的恐惧吗？
严：没有。
记：在法国这么久。
严：没有，我相信死亡是现实的。
记：你不相信有天堂吗？
严：我只相信地狱。
记：作为一名艺术家，你那么真诚的关心人，关心人生活面对的各种问题，你怎么还会感觉一定会去地狱呢？
严：死亡我想永远是地狱。
记：没有天堂。
严：没有天堂。
记：你在西方生活了这么久，从来没有想去信天主教。
严：我属于唯物主义者。
记：所以你还是在中国受的教育，影响了你一生。
严：对，在中国上海待了二十年。
记：所以你还是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的。
严：对。
记：在西方的系统里面，你非常理解西方的艺术系统、画廊、博物馆，各种各样的环节，你在这里是属于如鱼得水。
严：在中国鱼没有水的感觉，我很难和他们打交道，因为离开了那么久，我要的东西他们不要，他们要的东西我不要，我在西方南征北战那么多年，基本上我所提出的要求都会达到。回中国和他们打交道的时候，我是比较低调的人，也没把整个人的肌肉合拢拉响，可能和我从小的出生环境和父母有关，以低调的方法处理所有的一切。不行的东西我就不看，不是去强扭。
记：你要交流。
严：但是我搞不过他们。
记：其实中国是整个当代艺术这几十年先有好的艺术家，确实是。各位熟悉的好艺术家都是比中国的艺术支持环境先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存在怎么样的一个问题，说穿了就是艺术家比艺术的支持系统，不管是艺术中心、画廊也好，这是评论家也好，艺术家走在前面的。所以这些支持的系统就是一点一点的射影，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学习。
严：我在西方跟别人谈计划顺一点，我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也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卢浮宫计划从来没有发生任何的问题，一点都没有。
记：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一个交流的问题。
严：对，我交流的不是很多。
记：因为我们常常笑严培明说法语流利，人在法国又是骑士勋章，所有的地方展览，朋友也多，说话毫不结巴。但是你说中文的时候，又回到你那种不自信，实际上交流有一点障碍的状态。
严：对。
记：其实这个东西是你有一天必须克服的。
严：很难，回去的时候我很少交流，这个门已经关上了，不把自己爆发出来，我想还是没到时间。
记：看你的作品实际上你有很深的悲观主义的感觉。
严：我就是悲观主义者，永远是悲观主义者。
记：你的一切生活经历、工作创作的成功都不能改变你的悲观主义者的感觉。
严：我从来没有成功的感觉，每次展览都是像一个初学者一样虔诚地对待他们。
记：那你觉得世界很是无望的？
严：我个人觉得，人是一种很残酷的动物
记：你觉得艺术家这种工作，他是有力量的吗？
严：我想整个世界是不同的人组成的，主要是有一些学者、一些作家、一些导演、一些演员、一些艺术世家、一些歌唱家。有很多的梦想，幻想，整个世界都是商人的话是很悲惨的世界。
（文字来源：《艺文中国》翁菱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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