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展艺术家访谈-雄黄社

　　“复调——中国艺术生态调查”是由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主导策划的重点学术项目，以五年为基数，在全国范围内以田野考察的方式对“非体制”艺术家进行深度的调研并进行真实的呈现，旨在还原中国艺术生态完整的面貌，并以此引出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本次展览除了常规的作品展示之外，还将配套一部纪录长片，并以此纪录北京的艺术生态及参展艺术家的真实生活状态与创作状态。

　　“复调II·北京站”依然以地域的形式来划分，但其实呈现的是中国当代艺术圈的一个缩影。此次展览由南艺美术馆的策展人、此项目的发起者林书传策展，并邀请北京自由策展人王麟作为联合策展人共同策划实施。展览纪录片单元将继续延用《白日焰火》纪录片导演肖乾操作为“复调”系列纪录片总导演。展览通过聚焦“成功、理想、立场、价值”等关键词展开。再一次向中国的艺术生态发问：如果没有以“成功学”标准那样的成功，你还做不做艺术？

　　访谈时间：2014年4月1日

　　访谈地点：北京朝阳区黑桥村金凤艺术区何迟工作室

雄黄社作品：好的我负责 2008

　　王麟：介绍下雄黄社发起的时间、缘由和成员的大概情况。

　　何迟：雄黄社是在2007年的9月份成立的。但其实在2002年我们三个人在西安的时候，就一起做过展览，当时一起的艺术家也比较多一点。我2002年毕业，2004年来北京；2005年郭海强毕业去了敦煌，在敦煌莫高窟待到2007年，然后2007年前半年他就辞职来北京了。吴海是2006年左右到广州去了，后来又到北京来。因为我们之前是同学有很长时间的磨合，我觉得是我们的底子是友谊，所以在我们合作里面在人事上还是比较简单。

雄黄社（何迟）访谈纪录片拍摄现场

　　王麟：郭海强和吴海是什么时候离开北京的？离开北京之后雄黄社的方案和创作是怎么实施的？

　　何迟：2009年11月份初我们搬到这个工作室， 11月19号就做了一个“骄傲”的展览， 12月21号做了一个叫“风流”的展览。2010年年初元月份，吴海和郭海强就去西安了。那个时候我印象中元月五号郭凤怡去世了，郭凤怡是我们几个2002年做展览的时候发现的艺术家，她去世之前他们俩先过去，他们还在郭凤仪在世的时候跟她见了面，然后之后我才去，在那边见了，见完以后就各回各家过年。过完年回来以后，基本上他们就没怎么回来过，然后时不时有活动会过来一趟，像2010年9月份做这个“微笑”作品的时候就来过一次，他们来配合分担劳动，就是这样的。

微笑 2010

　　王麟：他们回来是你这边出方案，然后他们来配合吗？之前是怎么讨论的？毕竟在三个人在不同的城市。

　　何迟：那个时候主要是打电话，方案是讨论出来的，讨论的时候争执也很多，就像昨天我们讨论参加这次展览的方案一样。意见分歧也蛮大的，但是基本上有一个大家比较动心的方案出来的时候，还是都能感觉到那个东西。

　　王麟：雄黄社推出了许多展览，你们把这种形式当做作品来做？

　　何迟：雄黄社的组成结构方式事实上和以前的或者是一些别的小组还是有点不同，它基本上在逃避我们是一个集体创作小组，虽然我们也一起创作过作品。本身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在自己做作品，然后做展览策划。其实我们也想过做类似于一个机构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看起来到目前都不成熟。那时候觉得能组织、策划、发起一些展览还不错，因为我觉得那两年事实上有意思的展览特别少，我们认为做展览和做作品差别不大。因为我们的展览里面有策划类的动作的，这个动作不是简单的像现在市面上的策划人他们做展览那种编辑式的展览，总结一个现象，然后来命名，找艺术家。我们做的不是类似于这样的展览，展览本身在形式上要求比较高。

【复调II】展览纪录片——雄黄社（何迟）访谈截图

　　王麟：雄黄社这次展览的参展作品从方案讨论到具体实施你们有怎样的计划？

　　何迟：我觉得一个艺术家或者一个艺术小组，它的成立并不是以作品为证明的。一个艺术小组、一个艺术家他可以没有任何艺术作品，、物化的东西出现，那他照样是一个艺术家（艺术小组）。比如说，这两年我们雄黄社也没有做什么，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没做什么就要解散，没做什么就是没做什么，。如果现在大家条件成熟，或者是有这样一个机缘，我们就可以一起做事。我们三个人，一个在西安，一个在湖南，一个在北京。现在的想法是这样：我在北京从我工作室快递或者是托运一些物品过去，究竟寄什么我还要看临时的感觉，郭海强从西安托运一些东西过去，然后吴海负责在南京的现场组合这些东西。我们之间知道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和这样一个该负的责任，互相不通过有故意的消息来交流比如说我究竟寄什么，运什么，郭海强运什么，吴海会拿什么样的思路来装置这些东西，。把它变成一个事情，完了以后把这些东西该运回来就运回来，或者是再作处理。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后来我们也弄了一个微信群讨论。最后是这个展览的一个参与感，其实准确地讲，这个方案其实是一个参加展览的事件，它关系到撤展之后的很多事情。我认为艺术不需要作品证明，在一件件事情中至少我们能发现那个东西，或者也发现不了。

　　王麟：你来北京之后的主要的经济来源？艺术创作的收入可以支撑你的日常生活和持续创作吗？

　　何迟：我是1998年上的大学，1998年以后我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稳定的生活了，我在上学期间的费用基本上都是家人朋友亲戚资助或者是借来的。大学毕业在西安待到2004年也是在西安美院带个课什么的、，办个班，但是办的相当失败，到现在我那还有办班借朋友的钱，到现在都没还上。2004年来了北京以后，我一直也特别奇怪我是怎么活下来的。我觉得我有两个能力特别的出众，第一个是遗忘的能力，我会把我的很多不愉快的事给很快的格式化；再一个我总相信一句话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反正明天再说了，就是这样。但是现在想想，还是朋友和家人对我帮助比较大，因为借钱的来源无非就是那些来源。2007年的时候卖过一些作品，主要是水墨画和油画，但是很快就账还没还清，就没了。之后2011年元月份开始做（《艺术时代》杂志）编辑到现在，编辑我还有一个月就不做了，我已经辞职了。

　　王麟：介绍一下雄黄社其他两个成员的创作和生存状况以及当时他们离开北京的原因？

　　何迟：郭海强和吴海离开北京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生活所迫，它与雄黄社的作品销售与否是没有关系的。每个人的情况都比较具体和特殊，吴海是因为身体原因，我觉得他应该去适合他待的地方待。并非要三个人或者一个小组在一起，现在小组的形态都在变化，我觉得他在那边待得也挺好的。郭海强因为他当时觉得如果要成家，那他得先回西安，。这只是据我观察，我们也没讨论过具体的私事。郭海强在西安以后，一直在坚持画画，他是雕塑系毕业的，也跟着朋友同学做一些行活。别人接，反正他也不会接，他在敦煌莫高窟有两年的经历，他手上活比较好，是特别有才华的一个人。现在郭海强一直在画画，比较专注。

黑桥村口

　　王麟：整个北京的艺术生态是一个奇怪的状态，就像黑桥环境如此之差，但是还是有很多艺术家会选择来到这里，可能一方面因为机会的原因，导致一种向往，你怎么看待北京现在的这个艺术生态以及艺术家的一个生存状态？

　　何迟：别人为什么来北京事实上我都没想过，我是从小正儿八经做农活长大的，我的微信封面都是牛耕地，我到现在干农活还会干的不错。在西安的时候，也是有机会去二、三线城市当老师，我没去，因为我觉得我要去就去北京，人往高处走，这是本能的，很自然的一个自我要求。我们那边有一句话叫“池塘多大鳖多大”，这个比喻我们经常会聊天的时候开玩笑说。为什么会来北京？是孤独，是你在待在家里的时候比在这边要孤独。因为你要做的事情你在家里面根本就没有一个交流的感觉，你在北京哪怕是在黑桥待着不出门不跟人联系，都有这种感觉。至于北京的艺术生态，我就想起好像别人说过的一句话，他说“艺术圈都是傻逼”，刚开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像是在骂我呢，有点抵触。但是后来这两年经历过看下来，我觉得这句话可能他说的意思跟我开始听到的意思不一样。现在要我说这句话，我也能说得出口，。现在基本上就是圈子化利益化资本化，只要资本一来，反正都是举双手投降的那种，我是觉得挺没劲的。从去年开始我曾经想过一个事，特别想离这种感觉远一点。现在通过社交网络，、微信、微博这种圈子感受到的情况，我觉得相当腐败，跟现在我们现行的国内体制差不多，事关的都是利益，没有任何别的模式。

　　王麟：你自己理想中的艺术家的生存、创作状态应该是怎么样的，或者你理解上的艺术家的成功应该是怎样的？

　　何迟：如果他一直在逃避艺术家这个词，而且每次都还逃得比较利索，我觉得算是比较成功，而且他还得一直逃，他还不能停。一旦这个帽子戴到他身上，恐怕他就没那么成功了。我特别喜欢李永斌和顾德新那样的艺术家，顾德新大家很多人都知道，李永斌那样的艺术家艺术圈都有很多人不知道。我觉得艺术是个时间问题，比如你一天有三个小时在画画，那你就是有三个小时是艺术家，你活了三个小时的艺术时间。比如梵高虽然活了三十二三岁对吧？但是他的艺术时间加起来可能远远超过好多活了八九十岁的人。我希望我的艺术时间多一些，中间的断裂少一些，它的连续性强一些。也就是说逃离艺术家的那个奔跑的节奏和速度成功率高一些，因为那个东西一旦碰上了就等于艺术时间断裂了死掉了，。我觉得说的好像是有点玄是吧？我觉得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