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以泉州探析艺术区域性的传统与未来

左起 : 王铭铭、王明贤、陈文令

　　茶如人生，淡中有味，虚怀若谷，怡然自得。由盈艺术中心主办的“一茶一绘”活动第二期请到的嘉宾是著名人类学家、北大人类学博士生导师王铭铭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王明贤；著名建筑家陈文令。三位嘉宾以“当代艺术与城市文化结构的构建”为主题，从城市文化结构对于艺术的影响，以及艺术对于城市文化构建的作用进行了双向的讨论。本文节选了王铭铭讲话的主要内容，以飨读者。

图一：泉州古城

　　·泉州府：用“五服图”建设起来的城市

　　泉州过去叫做泉州府，在福建的东南沿海，但是从清代的地图来看，这个地区实际上是有海洋，有山地，有河流构成的。福建这个地方，要建一个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是非常困难的。它不是大平原，难以城市不规则化，弯来拐去，这在北京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它总是用一个世界观的秩序来观察这座城市，来想象这座城市，来建设这座城市，古代一直如此。那么这个宇宙观的基本图谱，是这幅上可用于帝国，下可用于家族的五服图，它可以是指我们的青年关系，同时也可以是指整个世界的秩序。

图二：同宗九族五服正服图

　　这座城市有过很多历史。直到在公元九世纪之前，这个地方分布的都是少数民族，叫做百越人。他们主要是移民山地上的人，比较少的从事农耕。在公元三到九世纪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从北方动乱之后，特别是北方有钱的人，北方一动乱他们就跑去南方找新的家园了，这样的历史，也许就是过去曾经被形容的成“沉东京，浮福建”，东京指的是河南，东京陷落了，福建就涨上来。

　　九到十三世纪从北方去的人太多了，繁衍生息，城市常住人口规模已经超过了今天的这个规模。那个时候只好往海洋去讨生活。今天闽南话叫“讨淘海”，指的是打鱼，那时候的淘海还包括贸易。有一个这样对外的贸易跟海洋打交道，我们这座城市就变得文化多样性很强。

　　·泉州：多元宗教艺术的聚集地

　　各种宗教的艺术都在这座城市的公共空间里面留下了他的遗物。比如1974年挖出的一艘宋代的船（见图三），这艘船曾经行走于海洋之上的，把中国和外国交流起来。还有一个道教的很著名的老子石雕（见图四），很大，小孩子都被大人要求站在老子的肩上，看能不能用手摸到他的鼻子，。假如摸得到说明你会长到120岁，老子是代表长生不老的传统。在泉州的江边甚至还可以看到很奇怪的一个印度教遗物（见图五），很像我们当代艺术里面那种强有力的力量象征。除此之外，还有亚洲的东部，包括新疆在内，最古老的清真寺，以及世界上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摩尼教寺院（见图六）。泉州也被称为泉南佛国，佛教很盛，我们把神叫做佛，我们没有神的概念，只有佛的概念，以及有名的妈祖或者天后。

图三：古船残长24.2米，载重量为200吨，是一艘远洋帆船

图四：泉州清源山老君像

图五：印度教遗物

图六：世上仅存的摩尼教寺院

　　之后这座城市之后发生了很多变化。最重要的变化该是14世纪明朝建立就采用的宋朝的一种意识形态，思想史上一般称为礼学。礼学逐渐成为一个排斥对外交流的一种观念，而且是重农轻商的观念。这个观念一旦被采取，整个中国就发生了很多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儒家的礼制得到强调，跟这个相关的，就是排外的本土主义观念形态的出现，我认为这渐渐使这座城市走向衰败。

　　但在民间有很多纪念着它的繁华的这种记忆，例如来自于古代的剧本里面的一个名为“和尚弄尼姑”的图，“弄”字在闽南话里是勾引的意思。这种东西呢，本来是明朝不大愿意看到的，但是在明末福建这一代却非常繁盛，这种“艺术”，兴许当时是很普遍的。

图七：泉州钟楼

　　我们的古代史，好像可以说是在还有我们三个都经常看到的一个钟楼上得以终结的，这座楼，它是建于1939年，据传说，是一个占领这座城市的土匪，送给他的小姘头的。历史不是那么光彩，但钟楼都让我们很喜欢，它几乎可以说是现代泉州最早的地标性建筑，或者说，“雕塑”爱上了一个美女，就建了这么一个艺术品送给她。有了钟楼，就此有了这个让我们全城百姓观望时间的艺术品。而它实际上是一个礼物。而我们的现代性是从这样的建筑艺术里面开始得到显现。

　　·城市：统治手段与生活区域的融合体

　　述说过泉州作为一个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我们不妨就谈谈“城市”这个概念里，这个概念在人类学里面常常被讨论，但是在艺术界不一定会得到关注的东西。

　　其第一，从中国史的研究来看，对于中国人来说，城市是有严重的双重性。现在都用城和市来翻译英文的city，city是十六世纪在英文里面就已经奠定了，基于古代的拉丁文而演化而来。那么城市是什么呢？是一个有围墙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所有一切都应该被管制得井井有条。也有人说这个字等于镇，镇是一个金字旁的，金字旁是军事镇压的镇，跟城市的统治有关。另外一方面，城市又有一个“市”，预示着城市鼓励自由贸易。

　　基于此，则可达成一个共识：研究城市，要知道它既是一个统治的手段，同时他又是一个自由生活的地区。

　　其第二，城市经常跟资本主义的罪恶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西方的学术里面。这个理论的提出者是马克思·韦伯，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

　　为什么是罪恶？因为可以通过城市铸造货币，最后控制到朝廷最核心的部位——宫廷。宫廷都可换成货币，那更不用说钱币可以收买人心和上帝。正基于这样一个西方学者对于城市和罪恶的联想，我从事的这行——人类学——从一开始就是反对城市的。人类学，在中文里面人类学是不好理解的，但英文中大家一般都知道，研究的是原始社会。

　　人类学家大多有一种原始主义的艺术情结。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常常把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艺术品——实际上叫他们艺术品也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些艺术品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拿到巴黎、伦敦，想让他们的同城的人们去理解，试图从这些原始艺术的警醒里边看到城市的罪恶。这个传统奠定得很早，至今没有被放弃的。

　　西方人类学家，多数是原始主义的，多数原始主义的艺术家，他们都有很多收藏都是跟部落社会有关的，但是我自己不是。我们中国也很难找到真正的原始社会，尽管我跟西方的人类学家有不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是相同的，我会比较喜欢那些原生性的文化和社会关系，看到这些新来的东西都比较反感，这是这个学科给我的。而且我会认为原始社会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存在，不只是在那些非洲，太平洋，包括我们泉州，你要仔细去看，内部就有很多原始人。我到美国去，发现芝加哥城起码有四分之一是原始社会，他们是从非洲移来的，结果也融入不了工业社会，他们就一直保持在那个母系氏族的状态，他们也没有厕所的概念，满街都是。芝加哥城市有这么一个地块，大家写美国的时候，总是没有去看它的这一方面。

　　其第三，人文区位学，或叫人文生态学，是在城市的研究中是做得比较好、比较多的领域。这个学派认为，城市是一些移民迁徙、聚居而形成，这些不同的移民到了一座城市，就必须跟别的人群在职业上相互配合，这样城市就形成一个一个具有自己的生态性的龛——我故意用放置神像的“龛”，跟神龛的一样，他们必须创造出一套他们的象征符号、体系来表达他们的自我认同。

　　人类学中让我受益最多的是这三个方面关于城市的观点，我自己一向致力于将其应用到理解我的老家，理解我现在工作的北京。我总的感想是，城市的历史远远比我们想象得久远，人类在几千年前就形成了城市，至此以后就不断地在城市化的冲击和引诱之下生活。

　　·从梁启超到王国维：中国思想史地理版块的分野

　　我先对中国思想的区域性和文明多样性加以很简单的概括。我们这个文明，中国如果是有这一个文明的话，从思想史的角度被认为是在周末开始有独立知识分子的出现，他们之后，就造就了无数种流派，这样才得以“自觉”的。可是这些流派似乎是有地理上的规律可寻的，因此在清末的时候，梁启超将中国的思想地理发挥成三个板块。他认为北方的很多流派实际上是以孔子为中心的，虽然有变化，但是八九不离十。南方的是以道家为中心的，他跟老子这些人相关。墨子则是很有意思，它的思想流动于南北之间。王国维先生从梁启超身上学到很多，但是他对中国思想史的地理布局的阐述，他的北派南派和中间派的区分，跟梁启超是一样的，但是他由于特别重视艺术和文学，所以他把中间派，也就是穿行在北派和南派之间的这中间派，归结为的屈原——辞的发明者。

图八：王国维

　　这些派的划分很有意思。迄今为止，北派更喜欢想政治和世俗社会的事情。而在南边想问题的人，更容易超尘脱俗，像道家。艺术的创造往往凭借于穿行于南北之间的屈原式的人物，这是王国维的观点。

　　上古思想的基础后来产生很多变化，但是这个变化跟我们祖先在上古奠定的三足鼎立的格局没有产生过矛盾。首先是在汉代实现了儒的统一，接着东汉开始（或者西汉就已经开始），玄学和佛学就很发达，玄学是本土的道的思想进一步的哲学和生活方式化。那么佛学作为一种对儒学的补充在汉代以后也很兴盛。中古时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进来，到了宋的时候，众多的儒家的思想家都必须思考佛教是不是我们应该接受的哲学。他们最终的选择综合了伊斯兰的因素，但却回归了儒家的思想。接着是蒙元和明清这三朝，少数民族做国家的主人，他们就强调多元文化主义。只要我们汉族做皇帝，就会强调少数民族要多化。边疆的多样主义和华夏的精神一直是不断地在那边斗争、摇摆，我们就在这样斗争摇摆当中开始了叫做欧化。我不知道当代艺术是不是欧化的一个后果，但是即使是欧化的，也是在这个脉络里。上古思想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留下了很深刻的烙印。这是一个思想的地理学。

　　我们再来看看人类学的地理版块区分。我做的这门学科有的时候叫人类学，有的时候叫民族学，纠缠不清，但是这些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地理范畴来理解。

图九：吴文藻（右）冰心（左）

　　一般说来，南派是跟国民党比较亲密，领袖是蔡元培、傅斯年、凌纯声，他们注重历史的研究，比较好古，就有点像上古的道家一样，对政治不感兴趣——也感兴趣，但是不是直接的感兴趣。北派受英美的影响很深，更具有实用主义的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科学的观点，特别的明显的有一种口号化的倾向，要对社会学实行中国化，以这种中国化的社会学来改良中国社会等等。这派的领袖是中间这个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的学术领袖，叫吴文藻，他著名的学生是费孝通，著名的太太是冰心。

　　吴文藻先生的派系之下培养出了一个第三派，李安宅先生。他长期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工作，他是被燕京大学这些人排挤的，不得已到华西大学去工作，但是在那个地方他就能够结合北派和南派的思想，缔造出他自己的想法。

　　·“艺术”并不是一个古今通用的概念

　　在现代文化进入中国之前，并没有一个纯粹的艺术的类型，而是与别的类型合在一起。古代任何地方的发展一定是会有艺术的因素，但是这个因素（比如说泉州的建筑）是被融在风水的原理中去使用的。例如泉州洛阳江上有座一定要建个塔（图十），用来镇住某个方位来的风，而这个塔我们今天将它定义为艺术品，在建造它的时代却并非如此思考。

图十

　　一方面，艺术肯定对任何地方的形成都产生过巨大的作用——因为人和动物的区别最根本就是我们会用符号来创造艺术；另一方面，我们又一定要知道，我们不能用今天艺术的概念去套历史，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们并没有我们现在的“艺术”。更多的原始民族更不会想象他创造的艺术品是有市场价值的。那种艺术品往往是叫做不可交换，但又有很高的神圣性，不像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发展到今天，要把今天带有神圣性的艺术品的转化为商品。那么我们的观念如果是照现代的去想象历史，实际上我们的观念是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对历史的一种破坏，因为历史原来不是这样，我们硬用今天的概念去把它来分割成艺术不是艺术，这个不是说艺术就没有情感了，特别是在中国，为什么呢？中国宗教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部门，在民间是独立的，但是对于正统的文明来说，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它完全是靠一个美育的传统来进行道德教化。

　　艺术的区域性的风格，它有他的兴亡，这个兴亡和这个地区的兴亡有没有关系，我觉得关系不会太大，因为我们在灾难时代，我们这些学者艺术家，才最可能有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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