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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对“异教徒”命题的反戏仿逻辑检验

来源:搜狐艺术 作者:马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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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一次对“异教徒”命题的反戏仿逻辑检验
“异教徒” 第二天,刘成瑞行为表演,没顶画廊现场
“异教徒” 第二天,刘成瑞行为表演,没顶画廊现场

  编者按:在众多的艺术形式中,行为艺术似乎是一种最为晦涩难懂、最具争议性的存在了。每当提起“行为艺术”,我们仿佛看到了大街上倒地不起的老太太,总是想尽办法绕开走。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行为艺术家似乎已经成为“神经病”的代名词,他们不过是通过一系列哗众取宠的方式博得路人猎奇的目光。然而从艺术史上来看,行为艺术作为一种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欧洲兴起的艺术形式,艺术家往往通过自己的身体和动作表达观点,与观众产生直接的互动,进而使他们在欣赏艺术的同时重新审视其原有的艺术观与文化之间的关联。这么看来,它似乎应该成为一种比绘画、诗歌更为简明易懂的艺术形式。在中国,行为艺术经历了充满另类、极端、暴力色彩的“青春期”后,近些年也开始出现一些能够得到社会尊重的相对成熟的作品。作为行为艺术的创作者之一,刘成瑞于2016年5月14日至20日,带着自己名为“异教徒”的作品来到上海没顶画廊,举办了一场为期七天的个展。展览期间刘成瑞的表演从每天中午12:00开始,直至太阳落山结束。在这七天中,他依次用红、橙、黄、绿、黑、蓝、紫七种颜色的球体,在水池中进行表演,通过艺术家每一分一秒的决定性行动,抵达作为“异教徒”最坚硬的精神空间。这个笼罩着超现实色彩的表演舞台仿佛一个有魔力的磁场,将观众瞬间吸入安静的思考当中。个展结束后,刘成瑞与哲学、艺术史学者王志亮进行了名为“我是我的异教徒”的对谈,就“异教徒”的主题以及空间与艺术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下为讲座摘录。(编辑:马笑)

  从《墙》到《异教徒》,对空间的强调是一种艺术语言的精进

  王志亮(以下简称王):在座的各位,你们都看过这个直播或者是现场的作品吗?看过是吗?看过就好。 首先我们想谈一下这个作品的基本语言。现在都有弹幕是吧,我们看直播的时候,弹幕上会有很多反映。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问这个作品到底有一个什么意义。这个艺术家在干什么?他到底要表达一种什么意义?但是先不管这个意义,留到最后再谈。我们先谈一下它的语言。

  这个作品有很多细节的地方,有一些我也是来到现场之后才看到的。所以先让成瑞简单地说一下,在这样一个七天的作品中你是怎么安排叙事的。也就是这七天里所谓的叙事结构,可以说的具体一些,比如你的行动、着装、颜色等的基本安排是什么。

  刘成瑞(以下简称刘):“异教徒”代表了个人精神最坚定的这一块,所以我们主题就是《我是我的异教徒》。这个“异教徒”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可以通过一个七天的行动来解释。比如第一天,是“热血,凝固崇高”。一开始就是一种热血崇高、准备牺牲的精神。然后第二天“追寻,重复行动”,是在有了这样的一个精神之后,寻找一些具体的东西。黄色代表了“坠落,急速上升”,我觉得一个人只有真正地了解黑暗和堕落后,才有可能对光明等一些好的东西有强烈的追求,所以堕落之后迅速上升。然后第四个就是生长期。第五个是黑暗,有很多现成的东西,包括了解自己黑暗的一面,然后释放带有愤怒色彩的情绪,包括纠结、惩罚、甚至还有一些殴打。最后是面壁这样一个行为。第六天是蓝色,蓝色就是和解。因为所有的错误和寻找,包括堕落,到最后都会和解。第七天是紫色,紫色是一个上升的颜色。它既是终点,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王:成瑞的作品有两个简单的基本分类。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异教徒》是在现场里的作品,我们叫做现场的行为艺术。另外一部分是在社会的现场中。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对行为艺术有一些很强烈的观点,包括正面的也好,负面的也罢。但是我觉得无论什么样的艺术,最终还是要感动观众的。而在感动观众的时候我们会调动一切手段,在这里面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就是,成瑞在作品中会非常在乎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和观众呈现共鸣吗?就是在现场的行为艺术当中去感动他们。

  刘:首先我肯定不是为了感动观众,而是为了感动自己。此外我会有一个特别严肃坚定的态度。因为我觉得不论任何观念,只有一个是非常明确和正确的,那就是更改。 虽然我说每天都是表演,但其实并没有表演。每一分钟每一个动作都只是行动。这是跟剧场或者其他的一些行为不一样的地方。

  王:可以看看你以前的作品,比如《墙》还有,《一轮红日》的视频。一个是2009年的作品,另一个则是2015年的,还有现在的《异教徒》。这几个作品当中有一个重复的相同点,就是都用身体去表现,动作反复在强调一种元素。反复强调一种元素在你的作品中是一种什么样的考虑?

  刘:其实身体的动作没有太多,有时候你严肃地混一些东西的时候就会显得非常有趣。这种仪式感会让你的身体在艺术里非常客观。

  王:我写过很多成瑞的东西,我们现在正在强调一个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行为艺术。以前对行为艺术最大的印象就是可以乱搞。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这样的东西质量很可能非常粗糙。行为艺术发展到了今天,我觉得在成瑞的作品中提出来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该如何进一步去精致化行为艺术语言。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去年上海有一个《十五个房间》的展览,这种作品可能更倾向于表演、舞蹈等元素,还有的行为艺术中会有话剧的元素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成瑞的作品中更多的是在强调一种仪式感,这个到后面就有一些超现实的感觉。所以成瑞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你在考虑这种仪式感时所想到的一些关于艺术舞蹈和表演基本元素之间的关系?你会不会从中吸取一些元素?比如你对空间的强调。

  刘:2009年的时间空间节奏其实很强。从室外到室内非常明确。但《一轮红日》其实是一个非常明确性的作品,讲了一个古代的故事,后面又是类似非常现代化的结构。这次其实更复杂,在现场之外还包括文字等一系列的东西。从立场来看其实更开阔一些。

  王:你说的开阔是空间的开阔吗?

  刘:都是,包括主题,叙述,作品都精进了一些。

刘成瑞作品  十年   行为,装置(照片、头发),彩色数码微喷  2006
刘成瑞作品 十年 行为,装置(照片、头发),彩色数码微喷 2006

  社会性项目无所谓成败,最后都会归于平凡

  王:我们再和大家欣赏下另外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可能与《一轮红日》和《异教徒》有些区别,我们可以看一下《十年》系列的一些作品。

  刘:我2006年支教的时候曾和182名孩子有一个约定,那时我收集了他们的头发,然后定好下个十年还要见面。下面那个照片就是他们今年发给我的。我把这个称为持续性行为,因为这个十年之后下一个十年还会有。在今年这第一个十年,我们很可能会在那里建一个青年旅社,然后慢慢地还会有档案室,图书馆,甚至还可能会有艺术中心。 希望这个项目能够完全地根深落地,尽可能地和那片土地还有小朋友发生关系,比如如果孩子有需要,可以到这个青年旅社工作。另外我收集了他们的头发,这导致有些才六岁的孩子,就少掉了身体上的一部分。尽管可能只有我在意,但我还是要联系他们的父母,问他们会怎样处理他们孩子身体上这少掉的一部分。所以说它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们还要具体的做一些东西。这个需要跟人交流,难度也不会比《一轮红日》的低。

  王:那么从我们行为艺术语言上来说,大家也明白现在有很多艺术会叫参与性艺术、介入性艺术,或者对话式艺术。所有这些在成瑞的这部分作品中其实看到的是另外一种,也就是行为艺术的另外一种变化。如果说《异教徒》中我把一个空间作为现场,进行表演时也会和观众有接触。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会真正进入到一个真实的社会现场,并且在这个真实社会现场中,艺术家不再是一个人,而是涉及到艺术家和所有人的这样一种关系。那么在这个关系当中你如何去定义一个艺术家的身份呢?

  刘:其实在这个项目里面,我对这些孩子来说只是一个支教老师。如果能够因为我的艺术家身份带来一些资源,然后大家一起做一些事情的话我觉得也挺好的。

  王:博伊斯大家可能都知道。在这样的作品当中很容易发现博伊斯社会雕塑概念的元素,还有大家比较了解的谢德庆所做的日常行为方法。你是不是有考虑到和这些艺术家的区别,或者和他们的一些关系?

  刘:我不一定要参照艺术史,而是以自己为出发点 。比如我想要和这些孩子保持联系,我们定了一个十年之约,那艺术在这里面可能只是一个方法。但这个方法在现在的行为方式里会有一些突破。有些关系,比如交往或者和解,甚至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些冲突,都会相应的对艺术有一些很自然的理解。

  王:那你如何去评价这种社会性项目的失败与否?

  刘:根本上来说它其实没有成败,到后面现实都是很平凡。当我们分享一些美化之后的东西,它们可能会不一样,比如说博伊斯,谢德庆的一些作品。但像“异教徒”这样的作品它可能有更大的空间,因为它可以通过空间制造一些突破,帮助我们发掘自己特别好的一面。

“异教徒” 第七天,刘成瑞个展,没顶画廊现场
“异教徒” 第七天,刘成瑞个展,没顶画廊现场

  “异教徒”代表一个人精神中最坚定的那一部分

  王:其实关于《异教徒》我和大家都有同一种感受,就是在现场展示的作品会有一种天然的偏好,也就是这个作品好不好在于它能不能直接感动我。当然也会有一些极简的元素在里面,非常简单干净,审美元素也是有的。但像《十年》这种作品,我们似乎失去了这种现场感和关系。我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作品能不能打动我,也不知道这个作品最后到底是不是成功了。它有一种先天的语言性上的模糊的东西,同时它也是一种社会现场的东西。 那么不知道你是怎样平衡这两种相差极大的艺术之间的关系的。因为如果从做批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两个判断点,一个是现场会有一些表演,比如空间之类的元素去评价它。 像《十年》我们就是用一些标准性的,或者说政治哲学的东西去评价。那么作为艺术家,你是怎么去协调的呢?

  刘:对我来说有两个方面,比如我跟他们会有一些约定,然后我也会对自己有一些要求,比如下一个十年也在同样的时间出现。这些对我来说其实都是艺术,但对他们来说可能就只是一种联系。还有就是如果我只是在做一些表演性的作品,像《异教徒》这样,有可能就会比较自我。而像《十年》这样的作品则可能更接近这片土地,它和《异教徒》就不太一样。

  王:那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

  刘:都是现实。

  王:所以这里我们就谈到一个现实的概念,那这个现实应该怎么理解呢?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异教徒》现实不现实。

  刘:这个作品中有一种现实的苦难,就是打动我的一个现实层面。

  王:所以这其实涉及到我和成瑞都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异教徒》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们做直播的时候经常有弹幕反映的。到底艺术家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在这样的七天里选了这样的一些东西。以及它为什么要叫《异教徒》?我们知道异教徒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概念。在古罗马,基督教成为正统之前它就是一个异教。文艺复兴的时候古希腊神话这些东西也都是异教,因为它包括人类身体的一些东西,对欲望毫不加以掩饰,这就是异教的东西,再到今天我们这个讲座的名称也是《我是我的异教徒》。异教徒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动和否定的概念。那么当你是你的异教徒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你对自己的双重否定。那么你把你自己否定掉了之后,最后的这个“我”是什么?

  刘:我们提到它是一个人精神里面最坚定的那一块。把情感的东西清除掉之后不妥协的一块。所以说所有的生存点都比较坚决。

  王:在你的异教徒作品当中这种坚定激发了大家关于人的身份——也就是身份认同的讨论。 因为对自我的追问实际上也是一种对身份认同的讨论。 今天的我们会无时无刻地追问我在社会当中到底是怎样的。比如我们工作的时候可能是这样一个自我,而当我们刷朋友圈和吃饭的时候,就会很轻松、善于娱乐,这又是另外一个自我的过程。你是从青海来的,从小在青海长大,那么你认为从青海到北京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作为一个外省青年的身份认同是怎样的呢?

  刘: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座谈,讨论的是一篇关于长城的文章,之后又讨论了一些关于长城的问题。然后我就说我其实不怎么关心长城是怎么样修建的,我给他们讲了我的来历。我的祖先最早是在南京,然后到了青海,在青海又跟藏族和蒙古人通婚,最后就发展成现在这样。

  王:这是你们家族的历史。

  刘:所以我身为一个汉族人,到北京之后对于我个人来讲根本不在乎很多政治传统的关系。因为我从根本上一直把自己定义为一个青海出来的人。比如说我是一个“异教徒”,我甚至有可能是一个匈奴的后裔。其实最终使我们觉得比较高贵的可能也是一些一直以来都非常坚定的东西。

刘成瑞 《 一轮红日》 2015
刘成瑞 《 一轮红日》 2015


  每个时代都有灰暗面,我们能做的只是坚守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王:你觉得你的作品当中会有政治性吗?

  刘:没有。

  王:但我们从作品当中可以看到很多隐喻。比如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黑色,黑色是一种很绝望的颜色,它代表了死亡。所以在最开始的绿色当中,自我惩罚和自我伤害的东西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社会当中一种人的处境。那么我们想知道,你对现在社会的基本认识是怎么样的,处在社会当中的你对整个社会的基本判断是什么?比如我们现在一刷朋友圈,就会被各种消息疯狂的刷屏。那个被莆田系搞死的无辜者,处在这个社会当中的我们很容易被这些东西侵犯,而看到你的作品时我们偶尔会凸显出这种东西来。那么不知道你对这个社会的判断是什么呢?

  刘:这种特别灰暗面的东西每个时代都会有。每个时代都会有坏人,包括现在也有很多非常不好的东西。我们把这些东西拿到网络上,其实是一种很不礼貌的消费。虽然他们有很多问题,但如果回顾到我们自身的话,如果你是作家你就多写东西,如果你是艺术家你就做作品。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我觉得就可以了。而且是得真正的干,不能说我只是在做一个艺术。

  王:刚才我们也基本浏览了一下成瑞的作品, 会发现很多实地社会现场的项目成瑞都会和青海这个地方有关,你都会回到青海去创作。比如说《十年》是在青海创作的,还有《澜沧江计划》也是。你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计划的基本状况吗?因为我们想要知道现在的青海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正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前现代的地方,缺少很多现代文明,所以才要进行西部大开发。而你本身是从这样一个地方来到了上海的大工作厂房里, 在一个如此现代性的地方时你又返回青海,这实际上是一种现代与非现代的矛盾。可能那边是你的一片净土,但也会有人觉得现代化都市才是一片净土,因为干什么都特别方便。那么在这种地域转换的过程中你会不会有一种青海的乡愁,或是对自己故乡的眷恋在里面?

  刘:《澜沧江计划》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和他们交流的方面,你和他们说明天早上八点来,他们肯定不会八点来。你只能说你很早很早很早来参与。 他们的一天特别长,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点。 我们在山上被藏獒围攻时特别危险,后来我们到玉树州和藏族同胞聊天时就说到过这个事情。还有他们对盲童的态度也很不同,他们觉得盲童是上天的罪孽,就该让他们自生自灭。

  王:这个计划现在进行得怎么样了?我们好像很少能了解到这个计划。

  刘:有18个盲童治好了,还有一个没治,但我们已经帮他找了一个医院对接。

  王:那么我们想知道在这个计划当中的,你是不是在尝试和青海建立一种关系。

  刘:一开始支教的时候我们本来有一个方案,但项目进展的非常慢,所以后来我就自己去做。这个项目给我的一个启发就是可以慢慢地建立,可以先和他们去聊。比如一开始我们去街上找盲童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你坐在面包车上他们就会来问你:“你干什么的呀?”我说我找盲童。然后他们会说:“我知道谁,我带你去。”这些是很有意思的。

  王:你觉得这些人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会对你创作《异教徒》还有《一轮红日》产生影响吗?因为你一直很强调时间,空间,还有外在事物的一种尊严。这是不是和青海有关系?

  刘:有一些东西拿出来发表,就因为它是具有足够价值的。

  王:就是这种类似尊严的东西,在《异教徒》中会不会有具体的体现?比如我们会在《异教徒》当中发现有一些拍打和摔球的动作。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去尝试着感受一下那个球的重量。我在看直播的时候以为那个球很轻,只是那种类似女孩子做瑜伽时的橡皮球,结果我来了之后才知道是很厚的钢球。这种钢球是绝对没偷工减料的,很厚很重。我们在《异教徒》当中会发现这个球体对我们来说有很多种不同的意义。因为中国人总是强调要特别中庸特别圆滑,中国人所讲的道家的这些东西,都会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我们的太极就是以柔克刚。但在你的作品当中会有一些很刚硬的东西,比如摔球的动作就非常刚硬。还有你用拳击打的也是特别刚硬的东西。这些都很容易让观众联想到我们社会当中一些欺凌、不公的状态。那么你觉得这些拍打、死亡是不是一种社会现实?

  刘:其实如果你真正深刻的反思,很多人都是在不停地自杀。这就是一种对社会现实的安全感。


刘成瑞作品 《惩罚骄傲》,与FLYING BLIND合作,2015
刘成瑞作品 《惩罚骄傲》,与FLYING BLIND合作,2015

观众问题一:我觉得《异教徒》这个作品是和宗教有关的,这种宗教性有没有贯穿到你的作品和整个创作的线索当中?

刘:宗教一直有,但我没有具体跟从某个教义。比如我从小是在佛教家庭长大的,但我并没有跟从它。其实我最早知道的都是汉族的故事。我想有的话可能也是对某种东西献身啊,或者痛苦的一些东西。

王:现在在我们的一般印象中,行为艺术都是很狠的。包括异教徒第五天当中整个人摔倒水里的那一幕。大家也可以想象以下,浸泡一个下午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所以你觉得痛感是不是一个必要的元素?除了痛感之外你还会带着哪些东西?

刘:它可能需要这样的一些元素,但其实第七天在池子里面的时候,现场上更多的时间是探讨如何面对平静。

王:我们刚才谈论到了宗教,实际上宗教就是痛感。让人产生一种很敬畏的感觉,另外在我们的仪式当中,比如从你撞墙的过程当中,还有《一轮红日》以及《异教徒》里面我们都会发现痛感在里面扮演了一个尽管不是唯一,但也非常关键的元素。这类元素会把我们的行为艺术与一般的表演区别开,舞蹈是没有痛感的,话剧表演也是没有痛感的,它们都是假的。但我觉得行为艺术是有门槛的,这个门槛就在于它有痛感,这种痛感是真真实实发生的。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在后来的作品当中,我们会发现它已经不再仅仅是痛感,它在痛感之外还会有很多修饰的词汇,这种修饰词汇具体表现在比如球体的形式感,还有这个亮的绿色的水。那么在这个修饰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行为艺术本身是可以非常复杂的,并不是你出去脱光了在苏州河跑一圈就是行为艺术了。这个只能是加"引号"的行为艺术,因为现在可以说人人都是行为艺术家,那我们现在强调的是真正有难度的、有语言层面的行为艺术,包括一些舞蹈、话剧,还有宗教中的仪式感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教堂和佛教里都有仪式感,宗教就是靠这种仪式感来打动观众,所以我觉得行为艺术实际上是承接了宗教当中这种内核的东西,也就是仪式感。在仪式感之外我们又加入了一些很丰富的艺术语言。

观众问题二:《我是我的异教徒》这个概念具有当代性呢,还是说整个的行为艺术语言有一种当代性呢?

王:当代性的问题特别好,首先这是一个我们生活在当下的问题。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活在当下,你1990年出生,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一个当代人。成为当代人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现在很多人只是出于无奈。那我们的当代性是要切入一些很内核的问题。为什么说《异教徒》是一个当代性的作品,因为我认为在现代,关于"人的身份"——也就是身份差异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可能我们了解的不多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的整个社会当中有很多农民工,而乡村正在逐渐地消失。当农民工进城之后,就会牵扯一个关于身份的问题。还有上海也是,我觉得上海是一个特别注重身份的地方,上海浦东的人都被称为乡下人,是吧?甚至上海之外江苏,苏州之外的也都是"乡下人"。这就是一个当代身份的问题。那么这种身份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去定义,它是不是一个永恒的身份、一个固定的东西?《我是我的异教徒》就在问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当下都市中所面对的"自我认定"这样一个哲学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思考,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在我们身上不是很明显,但是当你进入一些贫民窟或者是建筑工地的时候,这个问题立马会凸现出来。城市是他们建造的,但他们为什么没有一个归处、没有一个家?过年的时候老婆孩子要从乡下来,整个家的身份是怎么样的呢?这就是我们生活在当下在都市当中不得不去考虑的问题,这也确实是一个当代很重要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语言上的东西。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当代艺术并不认为行为艺术自然就能代表它。当代艺术有一个内核的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观念和语言,另外好的艺术会不断地突破以前的语言规范,去建立一个新的东西。这是一个不断往前进的过程。所以如果说某个绘画真的有语言的话,它突破并建立了一个新的语言结构,我们也可以说它具有当代性。所以在《异教徒》当中、甚至在国际上的作品中我们会发现对空间、现场和身体的一个完整操作和重复的流程,用这样一种方式去表现作品。我觉得《异教徒》和《一轮红日》在这方面是有一种前卫性的,它对行为艺术语言有突破。 简单地说,这种突破表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仪式感,也就是痛感上。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它在痛感之上又加上了很多其他的元素,比如说《异教徒》里的红色,也出现在西方的极简主义绘画中。但很少有把极简主义的绘画元素和行为艺术的痛感结合在一起的突破。我们可以看很多中国当代的艺术家,作品方式是90年代所传承下来的那种非常激烈的方式,但是后来我们和这样的艺术家已经有了不同的语言。我觉得这是我之所以喜欢这个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致谢上海没顶画廊提供录音稿,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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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宗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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