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札记 | 尼斯一束光

　　文/陈笑寒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2015级本科生。本文为作者在2017年1月参与FARP游学项目后所作。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我穿过那副玳瑁框眼镜，看到一双若有所思的蓝眼睛，闪动着宝石般的色泽。这幅眼镜摆在一位蓄着金色胡须的中年人挺拔的鼻梁上，使他看上去像一位博学儒雅的老哲学教授。他穿着得体，那是最新式样的套装，想必来海边散步的英国绅士们都会赞赏这款棕色呢子外衣。他腰板挺直硬朗得很，举止也优雅自然，这是一位对生命和艺术都毫不疏忽的人。

　　马蒂斯住在附近吗？

　　清风拂过柏树静寂无言。那个中国男孩，走进一个倾颓的，规模很小的古罗马斗兽场，麂皮皮鞋在砂土地上摩擦发出“呲呲”的声响，径直走过拱门，享受周末的人们正在平坦的沙地上玩铁球，芳草渐趋勃发，放眼望去，有限的空间内，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撮人群朝不同方向的目标滚掷铁球，投球者皱起眉头全神贯注的一瞬间，一切都仿佛静止了，之后，会传来几句惋惜或惊喜的讨论。这种游戏被称作“法式滚球”，参与者两脚并拢，向一个小木球滚掷大钢球，距离最近者获胜。我绕过长椅上目光直视前方的老妇人，去爬一个陡坡。黄土堆上面是露出来的斗兽场的外围墙，上来的人可以仔细观看它表面的白色石砖和粘合他们的古罗马混凝土，随后顺着土路沿墙走动，一个穿越千古的椭圆形在阳光下变换方位，我看到来时的路是一根长轴的轴线。

　　我闯入了想象力不曾预见的一个世界。

　　这里有一栋独立的南法式样建筑，它被命名为马蒂斯博物馆，墙体是一种介于沉静与欢泼之间的红，和周遭破碎的雪白色历史遗迹对比，有一种莫名的肃穆感。远处是茫然的青山。被告知只有二十六岁以内的欧盟学生才可以购买学生票后，我悻悻地从大衣内侧掏出八欧元递给那位中年女性，然后乖乖走一遍闲散的安检程序。马蒂斯的故居在不远处，那是他生活过的地方。博物馆建筑的结构被后世的建筑师改动过，貌似是在1993年，这儿便更像一座迷宫了，地下的空间拓展舒缓了压抑感。尼斯的建筑开窗很多，采光良好，这对画家很重要。你能透过明亮的窗子看到一片考古挖掘现场，斜对面就是考古历史博物馆。

　　里头算是安静。脚步声，摩擦清漆地面的声音。这个空间不止我们在走动。几十年前那把剪刀裁剪出几个人形的灵魂。蓝色的裸女。她们被圣洁的光芒所笼罩，墙壁被赋予了生机，我们可以偷偷对话。

　　看到我的东方收藏品了吗？那些土耳其椅子，铜器及地毯的质感真是让人能满心欢喜地看上好一会儿。住在这里时，我就像个安纳托利亚的王公，这种角色扮演不算幼稚。或许在我的模特们眼里这就是些无聊的摆件。即使是周末，我都得把她们哄来，为我摆成宫女的造型。她们一贯不耐烦，我得付双倍工资，并且始终要给姑娘们讲故事。她们的小伙子们下午就在外头的长椅上等着了，手表的玻璃表面被摸了不知多少次，我的妻子会给他们送些奶油曲奇。好家伙，都在等我这个老东西。

　　难以解释的一个现象是我对奥斯曼文化的痴迷，我一直不明白一个热爱现代艺术的人何以迷恋于纷繁复杂的土耳其纹样，难道几何化的抽象意味果真道明了一切隐含深意？心灵的磁场我难以诠释，我会时不时学着土耳其人的腔调念上几声“苏丹苏莱曼”，这种语言的发音比法文要铿锵些，但在有些音节也会显得犹豫。或许那些伊斯兰纹样更能综合地表达自己，像是有一种纯粹的情感原动力，像某种有序的音乐，勾勒出世界的原始轮廓。

　　说到音乐，我又要插上几句，它可爱得像色彩一样，令我倾心陶醉。音符也是一种力量，我以前热衷于拉小提琴，只是繁复的技巧练习让我处于一种被动状态。我反感华丽的炫技，这会剥削我真诚的感情。细细想来，用绘画表达或许更适合我，现在的我满足于聆听别人演奏的状态，这有时帮助我找到与万物合为一体并与之认同的感觉。

　　打开报纸，内页用红色标题写着“中国游客占领巴黎”，配图是一位着装正式的警察在追逐一名横穿马路的游客。我嘴角上扬，浅露微笑，这图片像极了新浪潮电影的构图和情节，让人浮想联翩。法国媒体对中国题材的报道取材总是不拘一格。另一页是一些争夺下届总统位置的政客的照片和配文，右派貌似信心满满，记者的问题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抿了一口咖啡，翻开娱乐专栏。

　　哪里有乐队演出？你是说那条英国人大道？或许翻译成盎格鲁大道会更罗马一些。是的，那可是尼斯的一条主动脉，从那个年代开始，一群群的英国人每年从伦敦、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地蜂拥赶来，来这儿干嘛？晒太阳、游泳、赌博，呵，简直能干任何事情，遇见任何人。碰运气的事情在这里很兴盛，我听说下榻旅店时房东会让好赌之徒预先付钱，免得他贪婪地输个精光。

　　我向海边走去，沿着一条缓慢的下坡路。总想把一切看清楚些，都舍不得摘下眼镜了。最近在读《画家笔记》。

　　该如何描绘眼前的静止而鲜活的生命体，动笔前内心已经有了答案。我在尽力舍弃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然后顺应内心激情挥笔。为什么秋天只能用金黄色去表现？我想用给我启发的、直觉所感的色泽。莫罗先生那时说的话我一直谨记于心。

　　这是真的，我厌倦了巴黎。虽然那里储藏着无数历史遗产珍宝可以启迪每一位到访者的心灵，有无数艺术同侪可与之切磋技艺，交流探讨，但是不比尼斯，巴黎的氛围是喧嚣的，时尚的，不稳定的，而尼斯却可以让我卸掉负担。后来我注定把塞尚的《三浴女》捐给了小皇宫。印象里，巴黎是灰色的，尼斯是蓝色的，尼斯有一种清澈的光。

　　我是讨厌光线的，阳光只会让脸上的痘痕愈发明显。拿起手机给自己拍照，然后删掉。照片中的自己是那般空洞，看久了会恍惚到陌生。一堆被禁锢住的数码方块，存在于一堆电子芯片集成电路搭造的破机器里，可是，在某种情况下我还承认它是台有用的机器，比如告诉远方的妈妈我还健康地活着，然后解释发福的脸庞是由于吃法棍沾多了黄油。

　　人们会怎么看待一位侵犯文学领域的画家？

　　我使用沉重的钥匙费力拧开房门，看到矩形的玻璃落地窗，推开后是紧附墙体的狭长矩形阳台。室内有极其宽敞的单人床，简直可以让两个人安睡，《在房间午休》，躺在绵软的被窝里，让身体放松下来，一天的奔波劳累让人感到疲惫不堪，为此，一定要赶在室友从浴室出来上床打呼噜前赶紧跑去梦乡，我在背包里放着两只耳塞，睡前务必要将它们分别拧紧，快速塞入耳中，等待它们在两三秒内膨胀，挤出耳道里可笑的空气。窗外，对面建筑黄色灯光偶有透过白色丝帘映入眼中的，却不曾听闻巴黎消防车或救护车频繁统一的鸣响。

　　海水像在割据，接连涌上铺满石头的海滩，哼唱一首奥克语的挽歌，夜幕被天使们偷偷拉下，我渐渐黯淡，沉入深蓝的魅惑中。这并不令人失望，夜晚只会让我更珍贵而突出，我以另一种方式出现。

　　我做了一个梦：在苏丹的王宫里，宫女们在中庭载歌载舞，王太后给年轻的苏丹整理好垂及地面的土耳其长衫，叮嘱好他，接见帕夏们一定要保持君主的威仪。可苏丹的心里日夜挂念的是他的新女奴，鞑靼人用船把她呈送至伊斯坦布尔，黑海的风暴汹涌而无情。这位可怜的少女梦见大火烧焦了她从小成长的村子，还有青梅竹马的情郎。一击巨浪拍灭了她内心的火花。光芒隐退了，她被带至托普卡帕宫的哈曼，变成了宫女，她噙满了泪水，忧郁地倚卧在丝绸沙发上不知不觉晕厥了。我对一些东方的宫闱秘闻还保留着一丝兴趣。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何以捕捉瞬间鲜活的光亮？并且，这一瞬间能否到达永恒呢？如果世界果真“存在”，世界会是无边际的能量，达到某个密度，形成某种“场”，然后构成某种物质？或许，瞬间的连续性只能构成事物表面的存在，我渴望去表达那种隐藏于现象之下的深层的特征，即使它可能会被后世讥笑为谬误也在所不惜。这一切都很难把握。现在，解剖学是我十分欣赏的一门科学。

　　我源自自然，却看见画家用颜料表现着我，这很令我好奇与激动，我发现每位艺术家对我的态度各异，有时冷热无常。

　　保持持久而不是毁坏他们！保持持久而不是毁坏他们！依我看，色彩的主要功能就是尽可能地为表现服务。我深有体会，如果哪个调子画得不对劲，整个画面就会显得很糟糕。看到纯净的颜色被无故弄脏了，我会惊慌失措。色彩相互影响又各自独立。我享受着握笔上色的过程，从我第一次用笔刷调开颜料开始，从我试图遵循颜色的热情突破形态冷峻的束缚开始。对每个人而言，都有一种颜色可以深入灵魂。我不愿去玷污。

　　那天我从清晨醒来，睁开双眼，我的身体在圣海莲娜大道蔓延，一条条街道的金色粗线条，折射出装饰性趣味。后来，我射入一扇扇窗子，扰乱了床边鱼缸里鼠鱼的睡眠，它们该苏醒了。

　　五位神祇执手悦动。

　　我想要确定线条的意图，跟踪它如何游走于画布之上，我反对一切对线条的滥用，当线条被组装起来，表现一种被称作准确的自然形态时，作画者的注意力反而被分散了，这是一种我所判断的精神流逝。眩晕时我在摇椅上冥想。线条的自由、弹性构建出精神的骨架，然后为色彩的感官试验提供场所。想必色彩和线条并不冲突，他们只是在相互配合。在我看来，好的素描自有内在色彩期待人感受。

　　兼收并蓄，你确定这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语汇？

　　要达到一种和谐的平衡竟是那样的困难。我听说在日本的庭院艺术中，如果放眼望去，发现某一块岩石造型极美，人们却要去除掉它，因为它破坏了整体的美感，庭园变得欠完满了。我想涂抹表达我感受的色彩，动机如此简单。这个年代没有人再来告诉你“黄金分割”的单纯数学比例了，你只能独自去寻觅，让画面的每个部分各就其位，压制矛盾而让其明白矛盾本身就是存在的宿命。

　　我难道希望人们评价我的绘画时津津有味地探讨某位浴女丰满的线条出神入化吗？即使我对公众的评价不屑一顾。要明白，如果某位绅士称赞一位姑娘鼻子真好看，或是有一头优美的秀发，哦，天哪，潜在的意思难道不是她整体的不完美吗？我宁愿他人全盘否定我的作品，至少它是完整的，千万别怜悯地告诉我某个色块真是画得巧妙，伙计，这其实是侮辱。

　　自然也会有可怕的冷漠，许多时候。

　　人啊，人是多么的有趣，人是多么的庄重。我甚至以信徒般的狂热描绘着你。愿我的艺术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有时候觉得人生也算轻松，我们生来这世上就已经不是纯粹的我们，从社会中得来的一切最终都要归于社会，财富、知识、感情，都转化给妳，盖亚。有什么带得走呢？舍不掉的忧思最终化作尘土。哦，这是多么高尚。

　　那几个批评者，明明是地道的布尔乔亚，却还要佯装成受伤的波西米亚人。

　　为了虔诚地走我选择的道路，我应该从模仿中摆脱出来，必须脱离所画物体的外在形象。制造光的效果途径多样。我为什么要去考虑那么多的理论呢，这未免太教条了。艺术难道不是一场自我发现的历程吗？回顾，反思，潜流过去，构建基础。我顾虑过多。

　　我踩在地中海滨的石滩上，向远处的港湾走去。难道你不会在孤独而安静的时候感知到自己吗，比如仔细观察手背的纹理和绒毛，这时自我是快乐的，又是悲哀的，确定自己在某个瞬间的“存在”同时预感到作为人类的永恒宿命。放在浩瀚的宇宙中，我们人类是多么渺小啊，我们在宇宙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去思考时间，空间，却会让人不禁瑟瑟发抖。自己找不到准确答案，也怀疑一切现成的答案。如果我们只是宇宙供养的生灵却无益于宇宙，拼命汲取营养的我们的生活会否只是可怜家伙们愚蠢的狂欢？而艺术这一道具又怎能穿透亘古？

　　我想到一个永恒的命题，死亡，西米埃山上的墓碑林立。1869-1954，光线射向最高处错落的爱奥尼亚柱石，顶端闪耀的胜利女神像投射到地上却化作漆黑魅影。生活之繁华，逝亡之静穆。传说，人们临近另一个世界时，会忽然有所意识。墓碑间零散摆放着鲜花与假花，树阴下的墓旁积有浮有落叶的雨水。我们不必害怕。

　　在死亡面前谁还会注意高矮胖瘦？不同的肤色都要化为同样的尘埃。还会有人攻击他人的容貌，才智及一切。每个人的命运又何从比较呢，生命的长度各自不同，我们有意识可以无限拓展的怕是唯有生命的深度和厚度了，想来我们都是愚蠢的，个人的局限性那么大，却还在无聊而短视地争论着，可笑，这有着怎样的意义啊？虽然意义本身或许就是虚空的，它只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得以显现。

　　从山上奔跑下来，看到整座尼斯城在树林的掩映中时隐时现，这也改变着自己步伐的频率，难以想象，一座城市竟能在人眼的视域内包含如此广阔的景致，移步换景，南方无边的蔚蓝，托载着披下金袍的骄阳，海风吹拂过摩天轮的白色骨架，好像它就是凭此而转动，把好奇的孩子托举至天空。白色的建筑与深绿的棕榈树像一面织锦蔓延开来，而它的主人又调皮地点缀以各种胸针，打破对称，其中尤以那座俄国东正教堂的金色洋葱顶最为显眼，仿佛在表明一种异域风韵，是的，这座城市过去承载了太多沙俄遗民，他们多么想回到彼得堡，多么思念莫斯科，而望向故乡的目光却被北边天际下高耸的阿尔卑斯余脉所阻隔，只得徒劳地望着峰顶的皑皑雪盖涂抹一丝忧愁……

　　我在观察它们，是的，我尊重我所刻画的物体，它们左右着我的幻想，虽然物体本身并非那么有趣，多数情况环境烘托在起着作用。这也很麻烦，我要塑造出物体所蕴含的意趣，借助它们表达自我，我本身也并非那么有趣。我端起酒杯喝了几口掺了气泡矿泉水的茴香酒，眼睛转而凝视着墙角皮革套里的钢球上嵌铜的“H”记号，唇齿间溢出莳萝的味道，唉，想念以前能搞到苦艾酒的日子呐。

　　谁能想到某个穿着灰色风衣的人就不是个天才？天才永远引人注目吗？天才就该事事特立独行？你能在教堂的长椅上认出我吗？哦，那个野兽派居然穿着灰色风衣，我还曾妄想他应当穿貂皮呢。

　　我敬仰前人，他们的优点属于他们自己，缺陷更多是受限于他们的时代。艺术史上怎么会存在普世真理？大家都有独到的思想内核和表达方式，这很性感。

　　比方说，我就认为精确并非真实。

　　当视野逐渐缩小，我在高落差且往复多次的之字形阶梯上遵循惯性向下猛跑，好像还是孩子那样纯粹地玩乐。我看到一片屋顶，看到整齐一致的公寓楼窗，一位女士探出身子在晒被子，动作极其娴熟，把被褥搭在大陆另一侧的上海也常见的铁制晾衣架子上。周末商店大多关门歇业了，一个著名的巴洛克小礼拜堂也被幕布包围起来，整修内部装饰，我想绕道小巷中看看有什么侧门可供入内参观，发现神父把门上了锁。

　　遗憾的是，我努力了那么久，还是会被人肤浅地误读。我的绘画吸引着一些人，却不是以他们所期待的方式。我总是会在画面中隐藏起着力的痕迹，它们原本很突兀。可这会给走马观花的年轻人带来多么不良的影响，他们会借此漫不经心地省略许多在我看来不得缺少的努力。从长远看，缓慢而痛苦的过程本是走向纯粹与自由的荆棘路。

　　我有幸去了没有烦恼的塔希提岛，这让我可以从赴美国的旅程中缓口气，我可以赤脚走在红珊瑚色土地上，和高更画中的混血女子跳舞，而我依然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在这里我务必要强调的是：我否认高更对我的直接影响，以免被误会。在那个藤条吊床上，我可以整日地观看日出与日落却不动画笔。这里是南太平洋，这里陆地显得渺小。这里明亮鲜艳的颜色多么充实啊，让人回味起青春时期的激烈感觉。是的，我还有那种勇气，继续挖掘表现手段的纯粹化。只是旅居异乡这种一贯的愉悦也会让人感到疲乏。在塔希提，我可以自由地欣赏光。嘿！别出声，那边海浪此起彼伏的声音，让我想起了一个意象。

　　去学习远东的艺术，那里有一种在我们的绘画传统中缺失的东西，我想乘坐飞机去那片土地。难以成行。我在画布上听见远古的召唤，一种黄金时代的喘息。

　　我也不知道在西方与非西方的对垒中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光线忽明忽暗，风拽动着枝杈。

　　在顺坡而下的途中我看到一家休假的非洲木雕店，只能睁大双眼向店内环顾探视，它们也虎视眈眈地质询着我，看来，我们彼此间都有原始的冲动。一张非洲面具带有哪些功效？某种巫术的神奇力量在左右着什么。这里涌动着一股灵感的源泉，简直是形式美的奢华盛宴。

　　相信我，总把一些话语奉为圭臬是会蒙蔽自己的慧眼的，通俗地说，格言需要语境，真理会无限发展。从古典传统中获得孕育中完整的规则，从现代进程中获得生长期片段的规则，这可爱的世界默默在积淀中扩展，却离基始的点渐行渐远。当框架出现豁口，便拓展出新的思路。没有个人也不会有规则。藏身于温柔的区间，哪会去突破时代的局限？我一直以为，所有艺术家都是其时代的烙印，而最伟大的艺术家就是烙印最深的人。芬奇村的列奥纳多和我们已经有代沟了。确切的说，我们属于我们的时代，该分享它的观点，它的感觉，甚至它的错觉。我生活的时代被称作现代了，可我不把自己当作波德莱尔定位的那一类人，我保持距离，保持绘画艺术的独立探索而不与其他艺术形式混为一谈。我试着用艺术去探讨人类的本体权利问题。

　　尼斯老城的街巷倒颇有意大利风味，这里离热那亚过近，我想文艺复兴风格，巴洛克风格传到这里比巴黎还要方便。我顺着弧线形小弄走到尽头，登上几级台阶，听到电车车轮摩擦铁轨的窸窣声响，棕榈叶的阴影在广场的石砖上绽放。

　　我步行着穿过宽敞的街道，看到尼斯剧院的海报，和对街扶着滑板等车的少年对视了几眼。剧院白天没有开门，我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一对斑鸠在寻觅食物，我把饼干捻成碎末，洒在面前，不久飞来几只鸽子，开始啄食大块的饼干屑。然后是海鸥，霸道的海鸥，在鸟群中横冲直撞，扑扇翅膀，频率奇快地抢夺食物，他们体型要比鸽子大出许多，嘴型也更强势诡异。为什么我在鸽子和斑鸠眼中看到了一丝恐惧？这和法国北方街头露宿的难民那么相像，眼神中是绝望的空洞与呆滞。日子怎么挨过去？

　　人流如织。

　　一战的哀嚎声会在晚上传来，我怎么能安下心来创作。他们去战场了，那绞肉机多可怕，这片土地早已不是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了。没有安全感，没有田园牧歌。我的学生们有些没给我回信。

　　我只会在工作中相信上帝，是谁在给予我灵感让我完成超越我能力的事情？这种力量也是超越我的控制范围的。我是忘恩负义的人吗？教堂传来浑厚的钟声，我在进行一场漫长的征服，所有感官正在被疯狂地扰乱，一切形式的爱与恨，癫狂与理智，我在体味以及化身成任何人，全部直觉被调动。

　　于尼斯现代美术馆回廊中游走，乘电梯上至顶层，然后攀爬上铁楼梯，推开玻璃门的刹那，我就像拆开一件礼物般欣喜。四个不规则的天台用拱形桥梁形式的屋面通道连接，我可以不受监管地四处转悠，细细俯瞰尼斯的街巷民居，追逐一列列有轨电车从一个街口隐没，又在下一个街口显现。一个空中花园建造于一隅，像是献给神灵的绿色祭坛，我走进这堆植物的包围中，身处美术馆上的亚热带丛林，没有任何人打扰。

　　做个备受轻蔑的圈外人，这不是前卫艺术家理所当然的本分吗？我试图保持冷静与清醒，自由与孤独。但我又不能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我的使命要求我不断回应我所身处的环境。我忽然忆起逃学时，父亲所发的脾气。

　　应该读一点尼采。

　　阳光耀眼，感觉皮肤像长了刺，巴黎的衣装显然有些不合时宜。我想在这栋建筑的围合中观看玻璃幕墙中绕圈子的游人，以及往来穿梭的车辆。在门可罗雀的咖啡馆外零散摆放的铁椅子上落座，穿着整洁的中年男性店员问我们要点些什么？不需要，谢谢，我只是等一个人。但您在这儿坐下就必须点些喝的。我就坐五分钟。五分钟？我看看现在几点钟，只能坐五分钟。你需要点些什么，不然你不能坐在这里。使用厕所需要交一欧元，除非你点些喝的。要么喝些什么，否则不能在这儿坐下，在你的国家不是这样的吗？我转身离开。

　　《圣经》中的庄严和人性需要被保留。

　　你有没有反思过，美术学院的教学方法对年轻人来说可能是致命的，它在教导你成为技艺熟练的家伙，可你的成绩可能是畸形的：你的可怜的好奇心！你失落的天性！你因为在乎批评而改变了形式！理智依托技巧侵蚀着画布。成为一名艺术家更需要掌握“自然”，你的理解便是你的个人语言，认真很必要，但需要偏执地切实表达的是你的感觉。如果你的贡献太少，那是引入的造型符号数量太少。让我感到惊讶的是，绘画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已不再是冒险，他们期待着所谓通往成功之路的一次美展。

　　思考并不能证明我的存在，但至少能挽回我的一些尊严。面对克勒奥比斯，沉思存在的痛苦。我并不需要所有人懂得我，也不想解释过多。我不是个胡作非为的家伙。

　　可惜人们忘记了，忘记了战争所带来的灾祸，人们会选择逃避，因为提及他拒绝回答的问题而气得发抖，他会指责你揭开了他刚刚痊愈的伤疤，同时自己又在制造暴行。他会冷面看待发生的一切，就当作是一场虚假的特效电影。我们甚至被剥夺了旁观者的资格，永远没有合适的时机清算这种溃烂的思维模式。所以一切又重新发生了。

　　画《红色的和谐》的我和创造《爵士乐》的我是同一个人，那年我四十岁，而现在我七十八岁，你能看到，我走在不同的路径上在追逐同样的目标。我也试想，如果我重获年轻我会做什么？去做身为老头的我常看年轻的艺术系学生做的那些创作吗？不会的，在这个时间重新来过，我还是会做我本来正在琢磨的东西，即使稍显过时，而我依然乐于铺开下一张彩纸。

　　我梦想创造安宁的画面，那上面没有颓丧的主题，没有凛冽的感觉，一种对所有人都适用的安神剂。这与残酷的现实并不相悖，艺术的起点和终点都在民间。很多人沉湎于快乐里，安于一种满足的状态，便不再去思考痛楚的哲学问题了，一切已知的意义变成了无意义。

　　光阴与光影流变交织，看书的母亲打开灯，花瓶的绿色陶釉发出比塞夫勒瓷器更迷人的色调，我通过敞开的窗进入室内，电气延续着我的生命，我攀援上那些红色抑或绿色的脸庞，我让那盆金莲花绽放……你看到了我，你没看到我，你分辨不出我。

　　我想写一篇关于尼斯，关于马蒂斯的文章，可是用陈腐的手法去向一位现代主义启蒙大师致敬，有点像开玩笑，是讽刺，是亵渎。

　　我始终坚信我在继续着法国绘画的伟大传统。我知道自己在开创着什么并终结着什么。我被视为异端。但拒绝争辩。怨怼和报复的心态是艺术家难以承受的重担。

　　在画布上签上洒脱的名字：Henri Matisse.

　　如果给你的启示如此单调乏味，那么我一定走错了空间，捏造了许多没有韵味的瞬间，我想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此刻你不必忧虑。不过嘛，那次真不应该点那份意大利面，用锡箔纸包裹着一堆橄榄油和松子末烹制的面条，还有放了很多蒜头的干面包块，配上尼斯的艳阳和常规标配的冰水，那滋味我只能文雅地说成“奇妙”，也许厨师是个来度假的不列颠人。

　　那时候我还在学习法律，还不敢赤裸裸地披露自己。

　　要知道，恨是吞噬一切的寄生虫。我不明白人类的情感究竟是什么要素在作祟。我们确实应当去向爱而生，可我们各自做出的解释也仅是观点而已。是科学的研究，还是灵性的觉悟，总之有人说爱是世界的真谛。我们因为无法验证答案，而精心供奉起如此一个良性的答案。爱的反面充斥，不协调的因素会帮我们构建起幻想。后来我偷偷抹去眼泪，因万物内在的不灭的生命之光而感动。

　　珍妮特那天特地来看望我。

　　我开始剪纸，我知道这会让那个巴塞罗那的家伙忌妒。探索是不会有终结的，我老了，但我的心还年轻，现在视力不行喽，风湿熬人，没有办法，或许上了年纪会对对象的象征意义明了一些。我每天沉思，把一个对象看得模糊难辨，让它脱离复杂的空间，剪下来。我渐渐爱上这种最简洁凝练的方式。我沉迷于符号的变换，这比下棋——没完没了摆弄一些现成的符号有意思多了。我并没有和绘画决裂，我只是从表现对象的形过渡到表达本质的形。许多能打动我的东西都有着纯真的感觉。

　　我到底是谁？

　　去吧，你应当去做做尝试，我一直期待着读读现代主义的评论，倒要看看自己会是个什么样子。艺术家会从有关他自己的信息中获益，尽管他不会承认。我也希望看看你的画。你且把这当成一次无畏的探险。我在和你相同的年纪，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并被它所召唤。那次母亲给我一箱画具。

　　我闯进一家古朴的书店，一股十九世纪印刷品的气息扑面而来，几个陈旧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神秘的旧书。Bonjour,Monsieur,有什么需要的吗？我一眼相中一本Plon出版社的《西藏的秘密生活》蓝色硬皮书。那位和蔼的女士带我看两幅清朝的功臣夫妇像，她想要给我解释这其中的绘画技巧，我笑了。我可是个中国人。我们相视灿烂地笑了，她是位有趣的女士。交完书钱，我推开沉重的玻璃门，风铃再次碰击摇曳欢快作响，阳光洒在脸上斑驳幸福。该走了，该上车了，伙计们在等我，要回阿维尼翁，再坐喜好晚点的TGV高铁回巴黎。可是，我好像把什么东西永远地落在了这儿，永远地。

　　来吧，投入天堂的怀抱，这里有众神永恒的光芒；来吧，照耀伊甸园，这里没有原罪；来吧，孩子，光芒会汇聚，河床会重新涌满甘泉。再等等，等等吧，我还要多停留，萦绕着天使湾，波光粼粼……

　　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