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现
“ 这是一个困扰我24年的故事,我本能逐渐将创伤转换到油画创作作为心理治疗。”
-艺术家桑德•斯萨(Sándor Szász )
黑客大战之后,一巨大的机器登陆地球。世界末日,无头人拿着简陋的管道竭尽全力去拯救世界。天地之间一望无垠的绿水。这是世界末日还是科幻小说?
帝国160x200 cm , 2015 |
这是桑多•斯萨 油画作品《帝国》里世界末日的场景。
1.恐慌之地-身份的记忆
萨斯 1976年出生于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一个匈牙利家庭。这里几百年来一直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混居的地区,一战后,特兰西瓦尼亚成为罗马尼亚领土的一部分。因而,对齐奥赛斯库(Nicolae Ceausescu,1918年1月26日-1989年12月25日,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领导人)荒唐而难以置信的独裁统治的回忆,一直是他这二十年来艺术创作的主题。
碰巧与齐奥赛斯库同一天生日,萨斯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却也能得到来自政府的生日礼物,偶然地成为了“幸运儿童” 。但是,这个机缘巧合的殊誉并没有让他忘记他作为匈牙利少数族裔的身份——这在罗马尼亚社会里仍是二等公民。
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萨斯一边享有特权,同时又因他的身份备受歧视,这种自卑矛盾而又不可思议始终贯穿他的生活;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在他身边发生的两件事情让他久久不能释怀。
第一个是他姐姐1988年偷渡出国的故事。当时,整个(罗马尼亚)社会体系还没有显出崩塌的迹象,也没有对逃叛者表现出仁慈的痕迹。萨斯18岁的姐姐终于第二次成功地到了匈牙利,游泳跨过匈牙利-奥地利边境,翻越阿尔卑斯山抵达德国,最后抵达美国。 当时,她曾答应带萨斯离开特兰西瓦尼亚并想办法把他弄到美国。这个好莱坞电影般的故事使他常常问自己,是什么力量使人们下如此大的决心离乡背井?
磨坊 100x135 cm, 2011 |
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他隔壁村庄Bezidu Nou发洪水的故事。1988年,齐奥赛斯库政府以社会主义建设的名义引进一个所谓的村庄系统化项目,这个项目毁灭性的解决方案几乎使这个小村庄成为废墟。因为工业化,农民被迫离开家园,被赶到城市建筑工地或回到村庄修建人工湖大坝。起初,村民们欣然接受这个工程, 甚至满腔热情投入工程的建设中。当村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军队也被召集去执行任务,村庄被淹没了。 少数幸存者不得不背井离乡。
萨斯在成长中目睹了这个社会从极权的独裁统治到民主体制的转型,而儿时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的的记忆也深深影响着他此后人生的轨迹。
“记忆就是身份......你所做的事情成就了你;你所做的事情植根于你的记忆;你所记得的事情定义了你自己;当你忘记了你的生活,你将不再是你,直到死之将至。(朱利安• 巴恩斯)
巴恩斯的定义建立在将记忆与身份结合的基础上。这种身份的认同从身边亲密的人到社会群体,记忆与身份认同是性格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基础,而自尊心的形成也是这些关系对个体的积极反馈。
社会学家乔治•麦德区分两个层面的“自我“:一个更易做出反应,接受型的“我(宾格)”源于积极,冲动的“我(主格)”。在记忆里,自发反应和我成为一体。所以,“我(主格)”和“我(宾格)”存在分歧:“我(主格)”反应到“我(宾格)”,“我(宾格)”使“我(主格)”完整化。如果这两个”我“产生矛盾, 就会产生危机,影响到个人积极反馈之自我价值。
萨斯早年生活在特权与歧视自卑的矛盾种, 游离于罗马尼亚政治现实和匈牙利少数族裔身份的童年经历,给他日后的生活危机里下隐患。
2. 艺术的治愈能力
“水妖”素描中老年女性的形象大概是他对同胞伤痛最早的艺术反思。
水妖 100x70 cm 1995 |
个人身份认同源于记忆。萨斯的记忆关注自我身份认同中的个人灾难性创伤。记忆与自我身份认同共通构成了集体身份认同。
这些童年的记忆也体现在萨斯早年在美院学习时期的创作。有时,他为了逃离具体身份对自己的压迫, 把画纸和画布当作避难所。他的艺术直觉告诉他,应该把注意力倾注在绘画探索上,这样可以暂时逃避自己。
即使如此,萨斯当时毕竟是一个充满好奇,思想开放的年轻人。在布达佩斯美院学习期间,对音乐和绘画的热忱,让萨斯暂时放下了他的记忆。弗朗西斯•培根的作品,塔可夫斯基和大卫•林奇的电影,以及巴尔托克的音乐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不同领域,不同形式的艺术为他打开了另一个(艺术)世界的大门。
经过多年不同艺术形式的尝试,萨斯最终发现自己还是最倾心油画创作 --- 或许这与当时新莱比锡画派风靡一时有密切的关系。
的确,在激进的上世纪70/ 80 年代后期,大地艺术、行动艺术、观念艺术、行为艺术,甚至抽象画都逐渐走到尽头,由基彭伯格(Kippenberger),卡斯泰利(Castelli),莎乐美( Salomé )所代表的的“新狂野派”绘画在上世纪80年代的德国和瑞士一度受到追捧。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具象写实再次成为潮流。人们对偶发的,吸引人眼球的、抽象的、性感的艺术美学逐渐腻了,重新回归现实主义, 甚至浪漫主义。此后,绘画越来越走红。近二十年,抽象与具象绘画在各种双年展重新崭露头角。 德国绘画明星尼奥• 劳赫(Neo Rauch)占领美国艺术市场后,新莱比锡学派绘画正式成为艺术界的风向标。
艺术家萨斯成长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罗马尼亚,对“现实主义”和“绘画”都非常熟悉。此外,当“绘画之死”争论无休止时,他尚年幼,还无法跟上艺术史内部的争辩。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从不怀疑绘画的重要性并且欣然接受了现实主义。
3.废墟之诗
2004年,萨斯获得了备受推崇的斯特拉巴格绘画奖( Strabag painting award)。毫无疑问,他在美院学到了技能,但是他也意识到学院派对想象力的限制,有时感觉自己迷失在艺术史的迷宫中。经历了各种技术的艺术尝试后,他曾一度陷入了怀疑和自我怀疑。一直在他潜意识中沉睡的童年回忆突然再度眷顾了他。最终,他决定突破学院派的窠臼,倾听内心的声音和直觉。
美术史上,经典现代主义的特点是创新和颠覆固有的模式。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征服东欧后,新政权提倡革新所谓的“旧潮流”和“资产阶级”思潮,取而代之的应该是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审美的新艺术,一种“积极”与“健康的“社会主义“新人类”艺术——反对腐朽颓废的资本主义的艺术。
作为艺术家,萨斯从不满足已经取得的艺术成就,一直致力于绘图语言的视觉和概念的革新。他重新启用现代主义的“堕落”,“荒谬”等艺术语言,再次颠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把后现代的荒诞和科幻成分也融入自己的艺术。
2011年,萨斯艺术创作进入新的高峰——童年记忆中的废墟成为灾难的隐喻。他在《景塔》和《磨坊》这两个作品重,增强了超现实元素,用绘画语言再现了童年废墟记忆的场景。《起源》和《K-141》(2012)是他对家乡回忆 -——灾难,洪水,像被战争破坏的废墟场景。
起源 150 x190 cm l 2012 & K-141 150c190 cm 2012 |
深绿色和红色与其早期昏暗的作品风格形成对比。闪耀的深色减轻了灾难的残忍,给这作品增添了些后现代的明亮和讽刺。
同年,萨斯完成了另一个重要的作品:《时光机》。这个作品以特殊的方式描绘他的记忆,过去的灾难夹杂着未来的预言。《时光机》充满变数,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过去创造了记忆继而预测未来。《时光机》在构造上与其它作品有很大的不同:红白黑分辨明确,极简。
时光机 115x135 cm, 2013 |
《涡流室》(2013)是生活中的机缘巧合,从灾难和废墟中醒来的梦与苦涩的田园牧歌。接下来的几年,萨斯离开了“未来”回到现实,用对童年的命运的回忆来表达对当下意大利地中海难民悲剧的关注,如《美杜莎的诅咒和孤儿的怜悯》(2014)。
美杜莎的诅咒135x175 cm ,2014 |
《帝国》(2015)大概是他废墟美学的亮点。网络战争或者恐怖主义灾难之后,一个巨大机器着,地球已经沉醉于绿色海洋。有人尝试用简陋的管道拯救世界。不成比例的巨型机器和人头使二维画布变成立体的三维世界。一切看似荒谬,却同时散发田园气息,像一首废墟的诗篇。
《光之思乡曲》与《飞翔的马戏团》(2016)再一次指向未来。在当下民粹泛滥的欧洲,东欧一些国家对欧盟逐渐产生不信任, 甚至怀疑。球和气球代表欧盟首都布鲁塞尔,萨斯暗示了对这种倾向的怀疑,和产生新灾难的可能性,但并没有做出价值判断。
飞翔的马戏团 200x160cm ,2016 |
此外,萨斯的绘画还借鉴外星人等科幻小说元素。科幻本身是一种童年回忆和成年对儿时的幻像。废墟,洪水,世界末日本身并不好玩,却有隐喻性。事实上,萨斯作品中科幻的形象和机器人是对人类荒唐的嘲弄。这些没有吸引力、没有面孔的外星人形象给他提供一个看人类世界的新角度。
正如古希腊哲人所说,“它者”是一面镜子,人类有时会通过借鉴“它者”,包括想象中的外星人来表达自身的问题。经历过东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 萨斯希望通过展示“异物”来颠覆神圣和主流话语, 而不是用常规的方式。
4. 身份之后 - 艺术对政治的回应
“有时充满诗意的东西会变得充满政治化性的东西,有时充满政治的事物却又变得充满诗意。”
萨斯的绘画属于东欧当代艺术的一部分。 它既不是传统的宏大叙事,也不是资产阶级多愁善 感的廉价抒情, 而是着重表达基于特殊历史和政治时代的社会话语 ---- 个人和社会身份认同的冲突 。
然而,如果过于强调艺术的社会性和政治性,有时它会产生与初衷相反的效果。因此,社会主题必须是基于个体全面主观美学感受折射的社会表达。而这种社会性也会充满主观性。萨斯的艺术作品虽然充满社会政治倾向,但他避免陷入一种自恋虚无的当代宏大叙事中。
他极力客观地去捕捉当下普遍社会情绪和集体意识,努力避免宏大叙事。事实上,他的作品一直试图再现对社会精神的主观表现,深入剖析东欧历史痛苦的转变,内心挣扎,孤独,莫名的纠结和对现实的愤世嫉俗,其中包括人类的任性、异化及虚无,感情上的冷漠以及作为欧盟新成员国的不确定性。尽管如此,萨斯不滥用情感,克制悲情,有时甚至让人觉得有些冷漠。
萨斯艺术的社会视角和社会心理学,代表他个人对现代生活的思考,这种思考介乎于主客观之间。他的艺术创作具有社会性,政治性,同时也抒情而诗意。换言之,植根象征东欧(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历史真实的废墟,沙漠,洪水和沉重的机器,同时又散发着强烈的诗情,建构了一个游走在概念和纪实之间的,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王国。
(乔治 哈波特 麦德:精神,身份和社会,法兰克福,1998.p.218)
弗朗西斯 埃利斯,2005
萨斯,1976年出生于罗马尼亚,特兰加万瓦地区。 从美术附中毕业后,他继续在位于布达佩斯的匈牙利美术学院继续深造,2001年毕业于绘画专业。2004年,他获得了备受推崇的Strabag(Vieniese)绘画艺术奖。
庸现,独立策展人,艺术评论家。出生于中国成都,先后在中国和德国接受教育,目前生活和工作在德国和上海。她是中国第一个女权主义艺术团体“秃头戈女”(Bald Girls)的发起人,近年来也活跃于国内外的女权主义艺术领域。同时,她也是中德艺术文化交流协会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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