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艺术馆：迪克斯与贝克曼的神话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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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一个德国人说过：“迪克斯和贝克曼的画真的非常德国”。汽车、足球、啤酒和严谨到几近刻板的性格，很容易与“非常德国”的标签吻合。奥托•迪克斯（Otto Dix）和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是德国魏玛共和时代最具影响力的绘画大师，对他们而言，如此归类倒显得有几分生动有趣。

　　4月11日， 在慕尼黑艺术馆（Kunsthalle der Hypo-Kulturstiftung）开幕的双人展“迪克斯与贝克曼的神话世界”（Dix/Beckmann. Mythos Welt）上，两位艺术家的作品首次平行亮相。按照创作年代划分的11个展厅里，依次展出迪克斯与贝克曼共超过180件画作。这些珍品来自于阿姆斯特丹、柏林、伦敦、纽约、圣路易斯和华盛顿等地的著名博物馆及私人收藏。“非常德国”这个字眼赫然出现在展览的前言中。所谓“非常德国”，是对比20世纪初兴起于法国的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us）而做的通俗直白的诠释。一战结束后，迪克斯和贝克曼作为德国新即物主义（Neue Sachlichkeit）画风的代表，注重表现作品的现实意义。他们排斥不着边际和逃避时代的自恋与自虐，认为作品应该接近生活，用知性的表达去批判社会的偏差。

　　奥托•迪克斯出生在德国东部的小镇格拉- 翁特姆豪斯（Untermhaus von Gera），父亲是铁匠，母亲是裁缝。迪克斯少年时代给画匠做过学徒，后来进入德累斯顿工艺美术学院就读。马克斯•贝克曼出生在莱比锡的一个磨坊主家庭，成绩不佳的他在少年时代却显露出卓越的绘画才能，后来在魏玛的萨克森大公美术学校学习。20世纪20年代，作为当时备受瞩目的两名画家，迪克斯与贝克曼的作品在慕尼黑赫赫有名的唐豪瑟画廊（Galerie Thannhauser）分别展出。他们游走于同一个社交圈，相同的艺术商为他们策展卖画，他们的笔下甚至出现过同一位模特。而这两位以作品进行对话的大师，在现实生活中是否真的认识，无人知晓。

　　1914年，一战爆发，迪克斯和贝克曼自愿奔赴前线。与战争的近距离接触，让两位艺术家不再把战场视为英雄主义的舞台。经历过战争的杀戮与残酷之后，面对噩梦般满目疮痍的战后德国，迪克斯与贝克曼把目光投向了社会底层。遍体鳞伤的士兵、生活困顿的妓女成为他们笔下常被描画的对象。他们纷纷丢弃了早期作品里表现主义的浓烈色彩和个人激情，大量出现的黑白手绘与版画成为对畸形社会做出的最直接本能的回应。

　　纳粹统治时期，迪克斯和贝克曼都被定义为“颓废艺术家”，作品在德国被禁。即使风格不尽相似，但两位大师绝不做滥情的陈述。迪克斯避居湖区，画风几乎完全回归古典绘画的写实主义，他笔下色彩饱满的风景写生成了反抗纳粹政府无声的遁世宣言；贝克曼流亡至阿姆斯特丹，作品里标志性的黑色轮廓线从未消失，画面的色调也越发鲜亮。充满生命力的作品像是对祖国的心灰意冷与永别的告白。

　　面对欧洲古典绘画中常见的宗教题材，迪克斯与贝克曼笔下的基督不约而同都脱离了神圣庄严圣光环绕的传统表现手法。灰冷色调中发黑的太阳，瘦骨嶙峋、苍白无力、绝望受难的耶稣，成为两位画家试图用来审视战争的毁灭性以及对社会时局失望的有力象征符号。

　　在描绘“生命与死亡”这样的哲学命题时，贝克曼在他1947年的著名画作《女孩房间》里，运用了诸如绽放的黄色水仙、屋子角落嘀嗒行走的闹钟，以及坐在一群女孩当中安静阅读的老太太等大量象征符号，感叹人生的似水流年。迪克斯则选择了巴洛克时期盛行的虚空画派，直接用拉丁文将1932年的一幅作品命名为《虚无》（Vanitas）。少女鲜活丰腴的肉体与身后阴暗枯萎的老妇形成强烈对比，反衬出生命的脆弱与短暂。

　　从早期一直延续到晚期，双人展中的迪克斯与贝克曼像一对相知多年的故交，彼此体恤，惺惺相惜。他们把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却因为战争、贫困、失去自由及人性扭曲而幻化成一个陌生神话世界的现实生活，通过自己的画笔再度描绘出来—知性，从容不迫，像一首如歌的行板；加以凝视，又有着不平凡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