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页 :亨利·戈尔德扎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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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戈尔德扎勒:
(曾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戈尔德扎勒将一个沉闷乏味的博物馆带入了二十世纪,给波普艺术贴上了合理性的标签。)
那是1963年、64年的样子。我打电话给安迪,他当时正在拍一部电影。我到了摄影棚,说:“你打算拍什么题材的电影?”他说,“打算拍你。”我问,“我该怎么做?”他说,“抽一支雪茄。”我随身带着一支大雪茄。要是没记错的话,我也吸食了点大麻,量不大。我问,“电影有多长?”他说,“一个半小时。”我又问,“我该怎么做?”“什么也不用做,就坐在那儿抽雪茄。”于是,我坐在长沙发边上整整四十五分钟,因为装胶片可能就需要这些时间。那是一台租来的摄影机,安迪是第一次连续拍摄四十五分钟,因此其本质更像是一部实验电影。我很慌,因为安迪没有站在摄影机后。他没说让我动。他拿出片盒,装好胶片,便自顾自去打了几个电话。期间他偶尔回来,向我挥手。这对我来说是一次神奇的经历,首先,因为一个半小时转瞬即逝。但当我看到电影时,我猛然意识到安迪实质上是一位了不起的肖像画家,倘若你让某人坐在摄影机前一个半小时,没有任何指示,对方可能什么都会做、什么都会说。我浏览了自己展现的全部姿态。后来看到电影,我能够看出来,这些姿态完全出卖了我——我有多么的幼稚,多么的妄自尊大——试图隐藏的一切都在电影里原形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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