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建筑史的始祖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的论述认为：建筑是对自然的模仿，从而将人体的自然比例应用到建筑的丈量上，并总结出了人体结构的比例规律。这一系列与形态、比例、尺度等有关的规律被归纳为西方古典建筑的“基本法则”。耐人寻味的是，崇尚“道法自然”的中国建筑同样侧重模仿自然，但并非简单取之以尺度、比例之“形”，而是通过近取气运之“意”、远会生克之“道”物化成形。东西方差异的根源，在于西方基本法则背后是几何学、数学乃至科学，而东方基本法则背后则是自然哲学和玄学。由于基本法则的不对等，以玄学为基础的中国建筑在以科学为基础的中央馆展出时，免不了削足适履，大致能得出“不同民族形式”之结论，却忽略了自成一体的中国建筑体系内具有普世价值的“意”与“道”之内涵。 因此，中国用以化解现代性之Fundamental，策展人将其破题为“根本”（Root），兼取 “正本清源”、 “本立道生”之义，以区别于西方量化、元素化之基本法则，而 “引发对于建筑基本法则更加丰富的全新理解”（库哈斯）。中国哲学以“道”作为至高点的方式，不在于“山高人为峰”的绝对高度，而在于设立“山外有山”的相对高度，长短相形，高下相倾，以动制静，以意化形，从而化解现代性之张扬。“山外山”以相对性创造无尽想象，即中国文明的视野。
中国馆策展的空间部分可展开为：以“家国天下”和“藏显通变”为“经”（即通用原则），以“生长收藏”为“纬”（即不同层面）。具体地说，即以“生长”作现代性之“吸收”，用现代材料和技术作标准化的预制框架与分隔；以“收藏”作现代性之“化解”，以“家国天下”之差序格局和“藏显通变”之空间意象规划“生长”。中国馆的空间部分由此可被分解为框架、分隔、院宅和园林四部分，即中国馆这一整体的“骨-皮-体-气”；进一步，针对中国馆长达半年的展期使用，我们可以再分解出器物陈设、内容、活动策划，与策展主题一道，共同构成中国馆的整体，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中国馆整体的“肉-血-精-神”。
这种参展作品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协同关系使之有别于过去中国馆中参展者各自为阵的格局，后者更倾向于形成带有个人印记的“建筑装置”。而参展者之间体系化的协同互动，不仅接近城市化中真实的社会合作，而且能使观众更关注建筑本身，从而实现库哈斯策划一届“有关建筑而不是建筑师的展览陈设”的要求。
与此同时，策展人将“吸收现代性”命题破题为“化解现代性”。 库哈斯曾经用“ 普通城市”（Generic City）描绘“全球性单一的现代语言抹杀民族性”的后果，暗示了“吸收现代性”的一种后果：不是民族性吸收了现代性，而是现代性排斥了民族性，也即趋同。在中国建筑过去一百年“吸收现代性”的演变中，已经不只发生一次趋同，这其中民族性和地域性的诉求也此起彼伏；“现代性”在此体现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维度之间的矛盾，教条化的传统形式作为文化的空间再现固然便于识别，却难以调解现代化过程中所必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同时，即使在最意识形态化的环境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一系列没有局限于“形式-功能”二分法之中的案例。这一历程将成为馆内空间展出的内容，一方面突出现代性作为外来冲击、以及中国建筑现代化过程中此起彼伏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暗示中国文明对外来冲击所一贯具有的化解甚至同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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