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员不足的窘境
文峰塔的修复设计，由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负责。刘学斌介绍说：“古建修复，要由有资质的设计单位来做。省古建所的有关专家已经来过两三次了，观察地形、照相录像，再根据现状进行商议。临时支护方案已经作出，再请有资质的施工单位来做。”
祁县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闻名中外的乔家大院、渠家大院都位于此。然而，祁县并没有具备资质的古建设计单位，只有一家有资质的古建施工单位。
这在全国已算较好的情况。“许多县连施工单位都没有。”杜亚刚说。
专业的文物保护人员稀缺、人才匮乏，近年来一直备受诟病，然而却鲜有实质改观。这种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曾有报道，四川省内江市除市中区，另三县两区整个文物保护系统，科班出身的仅一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张廷皓曾坦言，动手能力强的专业技术人才相对缺乏。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需要有职业技能的人，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一家专门的文物保护职业院校。传统文物修复耗时长、回报低，这成为行业人才紧缺的重要原因。
不仅全国范围内的专业文物修复人员不足，文物保护及其行政管理人员亦少。
1996年，祁县成立文物旅游局。此前，一直是当地文化局下属单位的文物管理所在这一年并入文物旅游局。当时的文物管理所，只有七八个人。18年过去了，具体负责文物管理保护工作的，人数并无变化。
“困难就在于人员不足，这种情况，全国都有。”刘学斌道：“这七八个人，把祁县地上看得见的、列入县级及以上的文物转上一圈，一年时间都转不完。有的古建还在村里，步行一天都到不了。”
为了弥补人员方面的不足，当地文物旅游局想到了一个补充办法—配备业余文物保护员。
“征求乡镇村委的意见，寻找离保护单位近的、或者懂点文物价值的人员。业余文物保护员必须要热爱这方面、对文物有保护愿望。”杜亚刚介绍。
业余文物保护员多为乡村里五六十岁的年长者，经过培训后，便可“上岗”。其主要负责附近文物保护单位的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对局里通报信息。一般每周巡查一次。
“年轻人不愿意干，因为给不了太多钱。”杜亚刚说，对于业余文物保护员，会“适当给点儿补助”，但县一级财政收入有限，也只能量力而行。
文保中的“贫富不均”
在那场历时近五年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祁县境内入列的文物，约有380处之多。
文物界向来盛传—地上看山西，地下看陕西。祁县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就有5处，县级文保单位有138处，推至整个山西，有几千处文保单位。随着时代转换，又不断有新的文物入列。
著名古建筑专家、原山西省文物局总工程师柴泽俊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感慨：“山西的文物数量太多，像文峰塔这样的文物，在山西排不上‘保护’的队。”
按照现行政策，除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能够获得国家和省级专项财政资金的支持外，市、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很难获得地方资金投入。
因此，文峰塔的修复，如无特别需要，县里一般“得自己争取”。
“有的村里要是条件好，自己也就保护好了。”杜亚刚道。
今年1月，素有“月光城”之称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遭遇了一场严重火灾。官方数据显示，343户受灾、246栋房屋被毁。被烧毁的文物多为县级文物，保护资金缺乏。
对此，迪庆藏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和冬梅在当时接受采访时表示了无奈。
她说：“文物保护也是‘贫富不均’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由国家专门保护，省级文保单位就是省里投钱，以此类推。县级的文物，根本就没有资金对其进行保护。这个没办法。”
同为历史文化古城的祁县，刘学斌称之为一个“百姓比较富，政府比较穷”的地方。他说：“祁县没有矿产资源，没有煤，没有铁。近27万人，(每年)只有5个亿的财政收入。(当地的)乔家大院一年门票收入几千万，但它不是纳税单位。祁县的主要经济支柱不是旅游。”
“我们平常也会争取上面的资金进行修缮。但资金总是有限，只能先抢救情况严重的、濒危倒塌的文物。”杜亚刚表示。
另一个文保“贫富不均”的表现，在于年代侧重。目前，由于资金有限，全国的文物保护一般对明清之前的早期建筑投入资金较大。
此外，有不少古建民居属于个人，如果出现建筑裂缝或倒塌，建筑的主人多半会找到政府文保部门组织修缮。而若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建筑持有者亦应承担保护和修缮义务。
“个人修不起，光请人来做方案就要几万元。”对此，杜亚刚表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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