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绘画中的风景叙事及其文化观念变迁

　　（六）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当代美术的发展几乎是在一个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展开的。首先，当代美术置身于社会学转向的文化情景中。1992年，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改革开放对其后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接踵而来的是商业社会、都市文化、流行文化的兴起。其次是艺术语境的转变。1989年的“现代艺术展”标识着“新潮美术”的式微，因为当早期的文化批判无法在现实中找到答案时，这同时也意味着此前那种宏大、崇高、充满启蒙意识的现代主义叙事方式的没落。90年代初的艺术界相对平静，既没有涌现出新的美术运动，也没有出现激进的艺术宣言。但是，这种平静的背后也潜藏着新的发展潜流，尽管它们还处于悄无声息的状态，还没有引起美术界的普遍关注。一旦时机成熟，一些新的创作观念便会迅速地显现出来。

　　作为一种广义的社会风景，“新生代”的作品标志着90年代初绘画观念的转向，即远离宏大叙事，远离形而上的文化启蒙，让艺术回归生活，贴近现实。在1991年“新生代”的展览前言中，批评家范迪安这样写道，“相比起来，这批画家注重作为艺术家自身心态结构的稳定与完整，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状况和艺术工作的态度都从容不迫，坦然诚实，在失衡的外部世界面前显示出一种牢靠的心理防御机制。他们没有在艺术中加入形而上的负荷，使艺术成为解惑良药的企图，他们只知道作为一个个性的艺术家应遵从踏实的劳动态度，他们不在艺术中把个人经历与情感夸大为宗教式寓言，而用贴近现实的方式对现实作一种种近观且冷静的艺术处理。他们特别注重现实中人的生存实际，用并无虚饰色彩也非浪漫情怀的手笔塑造人的真实相貌与精神状态，无论其中有的作品显出近于佯缪的形象变异或有的作品如是照相的冷峻写实，都体现了人嵌入的背景与人自身关系的一种种实际。他们知道自己涉及的社会生活是有限的，描绘的现实具有碎片感，但这些碎片不是浮泛和空调的，而是可信与真实的，因而现实的‘即时’特点和碎片的物态真实也就成了他们信赖的形式。” 而批评家尹吉男则用认为，“新生代”绘画的最大特征就是“近距离”，其基本特点是，画家在这个没有任何目标的社会里，只能描绘身边距离很近的日常生活。

　　虽然刘小东没有参加1991年的“新生代”艺术展，但他的作品却最能体现这种艺术思潮的文化取向。在刘小东90年代初的《人鸟》（1990）、《笑话》（1991年）等作品中，我们看到，艺术家所画的都是身边的朋友，以及日常的生活片段，它们显得波澜不惊，没有任何明确的意义指向。批评家易英先生将其称为“无意义的现实主义”。不过，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下，这些“无意义的”生活场景同样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化的风景。从文化取向上看，这种广义的社会风景追求的是一种有别于“新潮”的“无聊”情绪。易英这样分析道，“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里，在青年人中普遍弥散着一种困惑与迷茫的情绪，尤其是在这段时间刚走向校门的青年学生，在缺乏理想的支撑与奋斗的目标后，‘无聊’就成为他们生活方式的一种写照。‘无聊’意味着失去了对生活的严肃态度，现代艺术的理想在上个年代的破灭，而今成为他们取笑的对象。”

　　“新生代”绘画的出现，标志着现实主义的又一次回归。和80年代初批判现实主义比较起来，同样都是回归现实，但前者是对“文革”虚假的浪漫主义情怀的否定，而后者则是对“新潮”的反拨；而在文化取向上，前者彰显的是一种人道主义情怀，后者反映的则是1989年以来特定政治环境与社会变革之后，年轻人普遍所感受到的一种迷茫与失落的情绪。就社会风景的叙事话语来看，“无聊”，包括后来出现的“调侃”、“自嘲”等，都被赋予了一种潜在的社会学意义。

　　就刘小东后来的创作而言，其内在的发展脉络始终没有离开过“社会风景”这条线索。不管是《三峡新移民》（2004年），还是2007年完成的《青藏铁路》、《天葬》等，刘小东都力图揭露这些图像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学密码。和早期那种“无意义的现实主义”有所不同，这批作品是景观化了的现实，抑或说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主义经验”的风景。

　　继“新生代”之后，到了90年代中后期，都市风景掀起了另一个艺术潮流。当然，艺术家对都市生活的关注是具有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因为，这是中国90年代初社会转型后，以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取代80年代初乡土文化现代性特征的重要表征。因此，当代艺术需要关注日益加剧的都市化进程，关注都市人在当代文化中的生存处境、生命要求和人格倾向，同时，艺术家需要从更直接、更具体、更深入的当下经验出发，切入当代都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呈现出艺术与人的本质联系与艺术对当代文化的反省。

　　90年代后期，伴随着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迅猛发展，以及消费社会的形成，当代绘画出现了另一类“社会风景”，即对消费时代的反映。当然，大众文化和消费社会能成为一种影响艺术创作的话语仍然有历史的必然性。1992年以来，不可扭转的改革开放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保障，也为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兴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作为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凸现的文化症候——商业文化、消费社会，以及都市生存等都能为这种艺术潮流的出现提供社会学的依据。不仅如此，在90年代初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作为一种新的话语，大众文化和消费社会不但能对此前弥散在中国社会与艺术领域中的意识形态产生强大的消解作用，而且能成为告别意识形态的象征，成为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当然，“都市风景”与“消费风景”在主题上有时会有一定的交叉，但从艺术风格内在的发展轨迹来看，后者主要受到了艳俗艺术的影响。不过，作为当代绘画的一个潮流，“艳俗”艺术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到了90年代末期，就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