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老库

　　东与西

　　2011年初夏，莫斯科河畔。前苏联“红色十月”巧克力厂旧址上改建的一个旧厂房内人头攒动，“史翠卡（Strelka ）媒体建筑与设计学院”正在为其第一届学生举行毕业典礼。透过主席台对面的观众席，可以看到对岸在未建成的苏维埃宫旧址上复建的救世主大教堂的金色穹顶。学院为第一学年在全球范围内聘请了十位导师，老库担任总指导，他把师生分成了五个课题组，我是唯一来自亚洲的导师。轮到我们小组拍毕业照时，学生们按照各自出生的地理位置在主席台上一字排开，我和同组的一名意大利籍导师分别站在两头，对台下的老库招招手：“雷姆！这就是欧亚大陆了，你想站哪边？”他一个箭步冲上来站在我身边，“我选择亚洲。”

　　欧洲人库哈斯对亚洲的兴趣不是什么新闻。十多年前，他在纽约WTC重建和北京CCTV两个招标之间做二选一时就选了中国；再早前的上世纪末，他在哈佛带领的城市研究计划首站选的也是中国。那是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九十年代后期，柏林墙已经倒下，而911尚未到来，西方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世纪末的矛盾气息：一边是对共产主义“历史终结”的宏大凯旋，另一边是晚期资本主义歌舞升平背后的精神危机。当时，我曾用一个类似武器型号的缩写“RFK”来讨论西方末日论的三位一体：RFK分别是“收音头”（Radiohead），《搏击会》（Fight Club）和库哈斯（Koolhaas）——一个由乐队、小说/电影和建筑师构成的集合。“收音头”1997年的专辑“OK电脑”（图1）是现实地狱风景的绝唱，人类在“没有惊喜”的安乐死中无力回天；1999年的电影《搏击会》则虚构了一个通过自毁式的相互搏击抵御身体异化的地下组织，最终泰勒•德顿（Tyler Durden）对资本主义金融中心的摧毁，某种程度上预演了两年后的911，而他中产革命者的形象则昭示了十年后以阿桑奇和斯诺登为代表的一代国家霸权挑战者；2000年，库哈斯获封主流建筑界的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奖，同时，他在非主流文本《垃圾空间》中却描绘了一个不同于《1984》的、“没有独裁的法西斯”场景：“尽管其个体部分为杰出发明的成果，为人类的智慧所精心策划，为无尽的计算所加速生成，其集合拼写出的却是启蒙的终结，闹剧的复苏，一个低级的炼狱……”在我看来，RFK在灵魂上是相通的，他们代表了白人精英对晚期资本主义的三种反省方式：延续、毁灭和再造。然而考虑到三者的职业：“收音头”是与现实貌合神离的摇滚乐人（图2），泰勒/杰克是一个兼职亚政治运动的办公室白领（图3），而库哈斯则是一个全职建筑师——似乎正是三者在资本主义分工中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斗争策略，这种“屁股决定脑袋”的逻辑又多少不乏讽刺意味。

　　表面上看，RFK三者在生活轨迹上有着相似性：无休止的机场间旅行，几乎永远住在酒店，成天“忙着见人”，大量的“一次性朋友”（图4）……然而，我们在库哈斯身上既看不到“收音头”的失落，也看不到杰克的失败；他既不属于离经叛道的朋克，也不是个循规蹈矩的办公族，但似乎又兼而有之：永远穿着正装却从不打领带，老把手机藏在袜子里，擅于礼节性地问候但绝不多说，寥寥几句就直奔主题，现世的繁文缛节似乎被他剥离到和他的身骨一般精炼……库哈斯抵御异化的秘密藏在被他称为“回溯性宣言”的成名作《癫狂纽约》中：全书以“乐观主义战胜悲观主义”作结，乐观主义并非个人天性，而是在悲观主义于事无补时的一种工具理性。记得和库哈斯第一次见面时我们聊起海南，在听我讲完一个泡沫经济中诞生的“烂尾城”故事后，他问：“你对此是否感到悲观？”我摇头，“这无关悲观和乐观，我只是感到激动。”那一刻，我注意到他眼中闪起了感同身受的亮光。

　　世纪末，当西方最好的一面和最坏的一面同时呈现之际，库哈斯将视野转向东方。他曾在《癫狂纽约》中写过一个寓言：在一个飘浮的游泳池中，一群先锋向着自己出发的方向游向对岸。选择珠三角，如同向着西方的方向游向东方，然后发现那里正在实验西方的经验。这种选择部分靠的是对资本主义的经验，部分则是对社会主义的直觉。库哈斯将哈佛的这个研究项目命名为《大跃进》，显然是在强调共产主义中国在毛邓两代之间的连续性。然而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是因苏联外资的撤离、由苏联专家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无法再通过国家主导的方式实施，中央被迫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毛时代真正被实现的大跃进发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之后它作为一个口号的提出则是在中国财政捉襟见肘的被动下，以集体运动的形式激发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从而以充裕的人力替代稀缺的资金，但这场被迫发动的群众运动在西方看来更多的是体制化的非理性。邓时代的大跃进同样是因为资金短缺，同样是中央下放权力给地方，其目的却是为了吸引外资，一个顶层通过政策和空间手段而设的“局”。珠三角是社会主义河流面向资本主义海洋的出海口，在这条河流的源头依然是公有制、大型国有企业、五年计划，它们与私有制、跨国巨头、市场经济在沿海的相遇，只是一场更为宏大的政经体系改造的序幕，真正要理解中国，还需从出海口溯流而上，去接触特区实验背后的制定政策的上游，分析中国改革不同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根源，否则珠三角将无异于另一个唐人街，一个想象中的东方。

收音头乐队1997年在日本首发的专辑《OK电脑》封面

收音头乐队主唱Thom Yorke在纪录片《Meeting People is Easy》中与日本粉丝貌合神离的形象

《搏击会》中杰克和他幻想的分身泰勒在购物中心售卖他们用人体脂肪制作的肥皂，因为与人体成分相似，人油肥皂比一般动植物油效果更好，因为销量甚佳

杰克受酒店一次性产品的启发，将他在差旅生涯中萍水相逢的朋友称作“一次性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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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relka，俄文意为"箭头"，原苏联第一批成功从太空返回地球的两只实验狗之一（另一只名叫Belka），Strelka之后生了六只幼犬，其中一只被苏联政府当做礼物送给了美国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Belka 和Strelka死后的遗体皆被保存，Belka在莫斯科被展示，而Strelka则在世界各地巡回展览。和被称为"太空猴子（Space Monkey）"的"搏击会"成员一样，学院以Strelka命名以取其"先锋"、"实验"、"献身"的涵义。
2 纽约世贸中心（World Trade Center）的英文缩写，此处指其在911之后的重建项目，名为"自由塔"的主楼建成后将是美洲第一高楼，以1776英尺的高度寓指美国独立。原建筑建于1962—1976年，由美籍日裔建筑师山崎实（Minoru Yamasaki）设计，为混有新古典元素的国际主义风格。
3 中央电视台（China Central Television）的英文简称。
4 此处指1989年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4-)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几年后，福山在前文基础上撰写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
5 收音头（Radiohead），一支来自英格兰牛津郡的后朋克和另类摇滚乐队，国内常被误译为"电台司令"，事实上"收音头"和他们的专辑名"OK，电脑"一样，指一种随时听令于技术暴力的异化状态。
6 《搏击会》（Fight Club），又译为《搏击俱乐部》，导演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电影改编自俄罗斯-法国裔美籍作家恰克‧ 帕拉尼克（Chuck Palahniuk）的同名小说。
7 "OK电脑"（OK Computer），收音头乐队的第三张专辑，以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西方社会（或许包括专辑的首发地日本）为背景描绘了人类被资本主义异化的日常场景。
8 此处指收音头乐队在"OK电脑"中的曲目之一《没有惊喜》（No Surprises）。
9 泰勒•德顿（Tyler Durden），《搏击会》的主角，是杰克在异化生活的失败感中幻想的产物。
10 阿桑奇（J. P. Assange），泄密网站"维基解密"（wikileak）的发起人；斯诺登（E. J. Snowden），前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雇员，亦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美籍技术承包人。二者都如泰勒•德顿般放弃报酬丰厚的稳定工作，选择了以揭秘和流亡向国家霸权挑战。
11 垃圾空间（Junk Space），本文选录的部分来自笔者发表在《世界建筑》杂志上的翻译版本（2003年02月），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