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老库

　　左与右

　　2007年，荷兰南部的一个小城，当地一家博物馆请我去主持一个驻地研究项目。了解到这家博物馆的主办方是一家有上百年历史的著名跨国化工企业后，我提出以之为对象研究大企业对小城市的影响。提案得到了批准，接待我的是这家企业公关部门的一位女主管。开始半小时的访谈很顺利，女主管笑脸盈盈应答如流，直到我问到这家企业一百年多前的一场矿难事故时，她突然变得很紧张，问我到底是艺术家还是记者，继而慌乱地中断了我们的谈话，几乎是强迫性地用最后一点礼节，把我请出了这家企业的总部大厦。我啼笑皆非地回到博物馆，那里正在展出一个中国青年艺术家的作品，策展人在导言中将之贴上了“反叛”的标签。主办企业“保守”的荷兰主管和眼前“反叛”的中国艺术，令我不禁重新审视起这个“公共空间”的意义。

　　如同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对于大部分东方人而言，也有一个想象中的西方。在这个想象中，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生长已一去不复返，百年前的“强盗大亨”已变成了慈善家和谦谦君子（库哈斯曾不无讥讽地将当代的极少主义定义为这些企业用于自我洗白的赎罪空间 ）……然而，有关超级企业的阴谋论依然不绝于耳，《搏击会》中的杰克是个在跨国汽车公司工作的召回协调员，他熟练地在车毁人亡的现场用荒诞的成本核算公式计算着是否需要对问题汽车进行召回……资本主义数百年的自我修正似乎既没有结束周期性的危机，也没有涤除资本的贪婪，财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集中，全球化只是贫富差异日益加剧的半球化。改良还是革命？一个世纪前“英特纳雄耐尔”在欧洲分裂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时，这一关于资本主义内在危机的分歧就已开始。泰勒•德顿无疑是个革命者，而且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们期待的中产阶级革命者，一个自觉地将自己的财富归零、以贩卖人油肥皂（原料来自抽脂美容术后的人体脂肪，却可以被改造成自制炸弹——消费社会有关“自毁”和“再造”的观念艺术）为生的地下份子。当然，这类有产者革命的彻底性是值得怀疑的，不仅影片中如此——当杰克发现泰勒只是自己为其失败而臆想出的一个完美形象时，他立刻恢复到他作为中产阶级的软弱本质，将之视为病态的精神分裂，以自杀的方式“谋杀”了他的内在精神；现实中，那些代表99%美国民众的办公室白领们也不过如此，也是等到财富集中到1%时才以左翼运动的名义走上街头，而且他们的要求并不高，一点小甜头就能让他们心满意足地回到布尔乔亚式的家中，成为这种制度“更健康、更快乐”的延续者。怀有“均贫富”梦想并付诸行动的泰勒•德顿毕竟只是个虚构的角色。

　　东方人往往只看到内在于西方的福利制度，却忽略了它外在的全球霸权，而正是基于其“外部专政”，西方的“内部民主”才有条件建立。西方的经验建立在它作为工业革命先行者对全球价值链上游的主导地位之上，而第三国际的实质是一个后发国家针对先发国家的垄断而另立山头的经济体系。第二国际最大的成就，是在第三国际的威胁下，通过提高社会福利和对工人阶级精英的行政吸纳，在西方工人阶级中建立起了乐观主义。社会福利可以把走上街头的民众打发回家，行政吸纳可以赋予他们主人翁的成就感，却都难以解决人被社会分工异化的问题。建立在物质和权力基础上的乐观主义是脆弱的：《搏击会》中杰克的失眠始于他生命中的每件事“都像是一张复印件的复印件的复印件”，而他在心理治疗小组聊以自慰的乐观主义，却又是无比悲观的“放弃希望即自由”。显然，这种绵软的、精神理疗或主题公园式的乐观主义和库哈斯在《癫狂纽约》中所宣告的乐观主义是大相径庭的，如果把前者比作书中的塑料美杜莎之筏，后者就是先锋者们的钢铁游泳池，正是后者将前者切成了两半。作为记者，库哈斯更像左翼的革命派；而作为建筑师却倾向于右翼的改良派。这多少解释了他为何在建筑语言上毫不矫饰，一如他钢铁游泳池的先锋基因；而在组织上如此重视公共空间的吸纳，一如六八学运后的欧洲政治。

　　评论家巴特•卢茨玛（Bart Lootsma）在一篇分析库哈斯和六十年代荷兰文化关系的文字中，记述了库哈斯在他记者生涯中的一次有惊无险的遭遇：一个叫PROVO的极左组织因反对一份有关纳粹历史的报道而纵火焚烧了《电讯报》（De Telegraaf）大楼，这种反右必左、反左必右的街头暴力在六十年代的冷战世界几乎比比皆是。当时库哈斯正在楼内的印务室工作，侥幸逃生后，库哈斯采访了这个险些让他丧命的纵火组织，将他们形容为“动机不清，看似先进实则反动”的“一伙被宠坏了的孩子”。在采访照片中，穿着考究的库哈斯与周围那些不修边幅的长发嬉皮形成了鲜明对比。随后，库哈斯在他供职的《海牙邮报》（Haagse Post）发表了一系列抨击极左暴力的文章。这一事件发生在1966年，同年，东半球无数化身为小战士的中学生正在毛泽东发动的大民主实验中变得暴力，“文斗”迅速地升级为“武斗”。两年后，法国的“五月风暴”则以“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共识告终，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以激进暴烈著称的法国大革命在百年之后的真正终结。“武斗”在这一年的中国也已停止，激进的一代学生被遣散到农村，库哈斯则在这一年入学AA投身建筑。多年之后，在他的建筑成为社会改良的样板时，中国的一代知青也已步入世界舞台，他们中包括中国改革核心的习近平和李克强，以及具有世界影响的张艺谋和莫言。左右之争也许还将继续，但欧亚大陆两端的同一代人似乎已不约而同地告别了百年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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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此处指Grant Gee为收音头乐队拍摄的纪录片《Meeting People is Easy》。

　　14 此处指《搏击会》中杰克用酒店一次性用品形容自己在差旅生活中结识的“一次性朋友”（single-serving friends）。

　　15 全名为《癫狂纽约：曼哈顿的回溯性宣言》（Delirious New York: A Retroactive Manifesto for Manhattan），1978年出版。标题中Delirious国内又译为“疯狂”或“错乱”，但都简化了其作为介于正常和反常之间之“臆症”的精神分析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