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与小
2011年底，我从阿姆斯特丹一个左翼色彩浓郁的社会住宅论坛，飞往正在“右转”的哈瓦那考察古巴正在进行中的土地和住房市场化实验，一周后又来到纽约“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大本营祖孔蒂公园 。尽管公园一角的摇滚乐队令人不禁联想起嬉皮年代，但公园乱中有序的面貌还是让我相信这更多是一场雅皮运动：各色帐篷里分配着救济餐厅、义务门诊、人力发电站、宣传品制作点，左翼理论著作堆满了临时书店的摊头，马克思的幽灵似乎正在将女性主义、同性恋运动、环保运动等亚政治组织从一盘散沙重新捏合成“99%”的统一战线。前来会面的是我在荷兰论坛上认识的一个建筑师，他正作为左翼运动的领袖之一负责组织全美的学生罢课。在和他讲完我过去十天在西半球“左转右、右转左”的见闻之后，我们谈起了老库。我说祖孔蒂公园的拥挤、多样性和活力，几乎就是没有摩天楼的“曼哈顿主义”了；他说他曾因《癫狂纽约》而对老库推崇备至，“现在不了，因为他越来越多地只为大客户工作。”这时我们正走到华尔街，街上已经围起了长长的栅栏，一路都被荷枪实弹的警察把守着。想起金融史上最声名显赫的犹太家族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 也是OMA近年的大客户之一，我理解了身边这位朋友对老库的诟病。
二十世纪的一系列现代建筑运动大都是战后重建的产物：一战后苏联的构成主义和德国的包豪斯，二战、朝战后日本的新陈代谢。“时势造英雄”的逻辑在建筑师职业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建筑师的“唯物主义”不仅是张永和在近期同名个展中展现的格物和营造概念，更是这个职业作为文化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依赖——建筑师通过空间改造社会的思想，往往要通过大规模建设来实验：印巴分治后的昌迪加尔新城计划成就了柯布西耶，巴西迁都腹地后的巴西利亚新都计划成就了尼迈耶尔；但倒过来，大规模建设却未必给建筑师的社会理想留有余地：构成主义和包豪斯分别终结于斯大林和希特勒以国家意志为主导的大规模建设；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海归建筑师们的本土化现代建筑实验，则终结于1952年后以设计院体系为主导的战后重建；而库哈斯在《癫狂纽约》中回溯的“曼哈顿主义（Manhattanism） ”，则终结于战后美国在全球大规模推广的“国际主义风格”。
库哈斯的“大都会建筑”理论，建立在对半个世纪前纽约城市史的再分析之上。作为建筑师，他的宣言是滞后的，甚至晚于姗姗来迟的“新陈代谢运动”，而他追溯的“曼哈顿主义”，却比构成主义和包豪斯等第一代现代建筑运动更早——无论曼哈顿网格或摩天楼的诞生都发生在一战前。而作为记者，《癫狂纽约》也不同于中国记者王军在《城记》 中的写作方式：后者强调教训，前者强调经验；后者尽量忠实于材料的纪录与呈现，竭力不流露个人情感，前者则更多是一部充斥观点的“评史”，对个人喜恶毫无掩藏；后者的影响在于重现了一段被尘封的城市史，从而告诫人们“不做什么”，后者的影响则在于还原了一种被遗忘的、或者说重未被理清的城市化模式，从而暗示人们“做什么”和“怎么做”；后者属于“过去时”，前者则属于“过去未来时”。决定历史的条件不变，历史就会重演：如果说造就“曼哈顿主义”经济基础的是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渔翁得利、纽约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而造就“拥挤文化”上层建筑的是旧世界资本在新世界的集聚，那么今天，上世纪的“新世界”已然作旧，资本正随着全球经济重心的东移而转向东方的“新新世界”，“拥挤文化”是否将在资本雄厚、人口密集、社会加速多元化的亚洲城市得以再现？这正是库哈斯对亚洲的兴趣所在。
对于库哈斯而言，“大”（bigness） 更多是内容的质量而不是空间的体量。大质量需要大体量，但大体量未必意味着大质量，没有丰富的“小”，就无法成就有质量的“大”。在OMA为香港西九龙文化区（WKCD）提交的方案中，四十公顷的基地被规划为三个次中心村落，而每个村落则被进一步被分解为若干小尺度建筑。这种“化大为小”的策略再现了他在《癫狂纽约》中暗含的辩证法，“小空间”以化整为零的方式抵制着单一开发商的垄断。然而，这一可能为香港小微型创意企业提供空间、最终为香港的单一经济提供多元化出路的方案，却意外地在终审中落选，特区政府被土地财政和地产霸权绑架的程度可见一斑。《癫狂纽约》的宣言发布二十年后，库哈斯对“拥挤”的另一种更为犬儒的描绘，也许可以作为未来香港的写照（如果不是警告的话）：“垃圾空间就像判处和百万个你最好的朋友们一起，监禁在一个永久的极可意浴缸（Jacuzzi）之中……”“大”在这个全球最拥挤的城市的失败，不仅意味着“拥挤空间”未必有“拥挤文化”，也显示了经济垄断和政治极权在取缔差异、抹杀个性上的一致性。“曼哈顿主义”之所以终结于“国际主义风格”，只因美国作为一个战后新兴霸权，急需在建筑语言上建立一种通用的“普通话”，以配合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势渗透（在这层意义上，911是“国际主义风格”真正意义上的终结）。联合国总部对“国际主义风格”的确立，与苏维埃宫对“斯大林式新古典主义”的确立，在政治意义上是一样的；而以美元霸权和军事基地作交换条件的马歇尔计划 ，与斯大林战前竭力输出的“共产国际”、或战后在共产主义阵营内强势推行的莫洛托夫计划 ，在本质上也是遥相呼应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游泳池的故事》中，抵达大西洋彼岸的构成主义先锋们被纽约的循规蹈矩吓着了，误以为共产主义传到了美国。
大与小的辩证法的另一面是“化小为大”。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范例是OMA为普拉达（Prada）设计的纽约旗舰店，在不到2200平米的店面内吸纳了包括剧场、学校、博物馆等公共功能（图5）。在此库哈斯反转了一般购物场所将多样性人群单一化为消费者的过程，而是试图通过场所的复合化，将消费者还原为观众、学生、研究者——一个反异化的过程。与同时期赫尔佐格与德穆隆（Herzog & de Meuron）在东京为普拉达设计的3000平米旗舰店相比（图6），纽约店的门面其貌不扬，建筑面积更小，而店内内容却丰富得多。东京店的购物只是购物，纽约店的购物却超越了购物。这里，无论是策略上在消费社会内的“借力打力”，还是内容上对小空间“至小无内”的理解，库哈斯的思维似乎接近某种中国人熟悉的哲学。当然，和我在那家荷兰跨国化工企业资助的博物馆里看到的一样，这个“私有公共空间（POPS）” 在公共性的包容度上不会是“至大无外”的，尽管它显示了资产阶级文化在克服异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却难以超越空间的商品本质。
普拉达旗舰店的“角色反转”概念，来自库哈斯在哈佛带领的另一个研究项目：购物。普拉达和哈佛的这种互动，显示了库哈斯在“大客户”之间“借力”、化被动为主动的太极技巧。“大客户”的“大”不在于其权力与资本，而在于其通过权力与资本对社会的影响力。对于六八一代的库哈斯，他选择的反叛策略不是闭门造车或螳臂当车，而是介入车辆驾驶室，和驾驶者一道优化车辆行进的方向。这不仅是植根于第二国际自我修正传统的策略，也是对建筑师及其所处世界知己知彼的判断。无论是西九龙的文化政治、普拉达的商业战略，还是哈佛的教学取向，都是库哈斯默认的“马太效应 ”的一部分：大的资源能带来大的影响，而大的影响则能带来更大的资源，而库哈斯的野心在于介入并借力于这个大循环，用“小”的活力增加“大”的质量，以证明被权力和资本主导的空间，可以不是苏联共产帝国主义的极权空间，亦非美国国际主义的通用空间，更非“只有子系统、没有上层建筑 ”的垃圾空间，而是将“顶天立地的大”和“铺天盖地的小”结合起来的生态空间。
这个向着权力资本上游的方向游向社会下游的故事，在我那位左翼领袖朋友听来也许太过理想（如果不是个童话的话）。“自上而下的革命 ”之所以迅速令苏联解体，是因为权贵工人阶级在僵化的巨型官僚体系中日益滋生的私欲。“化公为私”只需一夜之功，“化私为公”则需要一场运动、甚至革命。在私有制的大框架下，华尔街宁愿破产也不会放弃它的贪婪，但“马太效应”不可能永远向着强势一方的偏斜，在工资、福利与慈善都无助于平衡财富时，私有制就会被“均贫富”的要求所打破，这时即使没有泰勒•德顿“大破坏”式的财富再分配，群众运动也会走上街头。在这层意义上，库哈斯在中国的实践就有了一层不同于西方的意义：在西方，他更多地是在突破私有框架下以吸纳公共参与；而在经历了“化私为公”革命的中国，他则需要重新平衡国家和社会关系，还原“天下为公” 、“人民共和”等普世价值的本意。在西方，他的工作是在既有的现实中建立理想；而在中国，理想早就有了，他要做的是将之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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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达在纽约的旗舰店具有大量非购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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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强盗大亨”（robber barons）指在早期资本主义中通过巧取豪夺起家的美国新兴工业巨头和暴发户。
17 《垃圾空间》中对“极少主义”的描绘：“极少是终极的装饰，一种自我道德的罪行，当代的巴洛克。它象征的不是美，而是罪恶。它那直白的庄重迫使整个文明正中造作和媚俗的下怀。极少表面上缓解了持续的感观冲击，事实上只是受阻的极多，一次涤除奢华的秘密行动：线条越为精确，诱惑就越不可抗拒。其任务不是接近升华，而是将消费的羞耻极少化，消除困窘，化奢为朴……”
18 即英文international，源于法文internationale，“国际工人协会”的简称。更广为人知的是巴黎公社失败后的同名歌曲《国际歌》（L'Internationale），曾为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会歌和上世纪20年代的苏联国歌和40年代联共（布）党的党歌。
19 此处指收音头乐队在“OK电脑”中的曲目之一《Fitter, Happier》。
20 《搏击会》台词：“With insomnia, nothing is real. Everything is far away. Everything is a copy of a copy of a copy.”
21 《搏击会》台词：“I found freedom. Losing all hope was freedom.”
22 Koolhaas, Constant and Dutch culture in the 1960's, Bart Lootsma, 1999
23 祖孔蒂公园（Zuccotti Park），一个由布勒飞公司（Brookfield Properties）私有的公共空间，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城。曾在2001年的911事件中受到严重损毁，2011年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大本营。
24 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是欧洲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金融家族，它建立的金融帝国被公认为影响了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
25 曼哈顿主义（Manhattanism），《癫狂纽约》总结的城市法则之一，指多样性内容通过技术和空间的组织在单一基地上的共存和互动。
26 《城记》，王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7 “大”（bigness），库哈斯在1995年出版的《小中大超大》（SMLXL）一书中发表的同名评论，指建筑在一定体量下产生的‘表里不一’现象，建筑内容独立于城市语境而自成体系——建筑自身成为了城市。
28 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官方名为“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二战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它成为了日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前身。
29 莫洛托夫计划（The Morotov Plan），二战后前苏联为了抵制“马歇尔计划”在共产主义阵营内发起的经济援助计划，它成为了日后“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的雏形。
30 私有公共空间(POPS, 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1961年作为一个正式概念引入纽约的一个区划决议。
31 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名字来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则寓言：“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32 引自《垃圾空间》：“建筑师最早关注垃圾空间，将之命名为‘巨型构造’（Megastructure），这是超越他们庞大僵局的最终解决方案。就像多重的巴别塔，庞大的上层建筑将永垂不朽，它充斥着非永久性的子系统，因时而变，超出他们的控制。而在垃圾空间中，条目被颠倒了过来：只有子系统，没有上层建筑，被父母遗弃的粒子们寻找着框架或原型。”
33 此处指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David M.Kotz）有关苏联解体的同名著述Revolution from Above –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System（1997），国内又译作《来自上层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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